“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睂澜ㄔO而言，優撫制度意義重大，它既決定了國防動員和后備力量的建設質量，又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國家的人文關懷程度、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國防觀念的變化。優撫制度亦屬于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指標。當代中國優撫制度主要以現役軍人、殘廢軍人、烈屬、軍屬等為優撫對象，通過一定的物質和精神待遇，實現其生活保障。尹傳政的《當代中國優撫制度研究》一書，以新中國成立以來優撫制度的發展為基本脈絡，系統論述了新政權鞏固時期、三大改造時期、社會主義初步探索時期、改革開放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優撫制度的建設與發展。全書分為優待、撫恤、褒揚和擁軍優屬四個部分，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時代性與規律性相統一。作者以優撫制度的變遷作為研究線索，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優撫制度進行了系統性梳理，突出了不同時期的優撫制度狀況與特點，如抗美援朝時期社會運動式的優撫制度開展，改革開放時期國家主導下的優撫制度法治化等。與此同時，還展示了在不同時代變遷和時空轉換中，優撫制度所走過的創立、發展、完善及提高的歷史進程，呈現出由社會擔負形式向國家制度化、法治化演進的必然趨勢與規律。

　　第二，歷史性與邏輯性相統一。恩格斯提出，邏輯的方式無非歷史的方式。該書以時間序列考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和完善發展過程的歷史，展現了優撫制度從創立到完善的前后變化的連續性，呈現出歷史的影像。但這種優撫制度的歷史再現不是簡單的歷史還原和敘事，而是以當下新時代社會建設的需要對優撫制度發展規律進行把握與經驗總結，從現實中觀照歷史過程。作者分析了當代中國優撫制度的確立和完善發展的內在變化邏輯，揭示出不同歷史時期社會經濟、國防任務、優撫觀念等的變化與發展。

　　第三，靜態內容與動態變化相結合。該書以優撫制度的具體政策和內容作為靜態研究對象的同時，還注重對優撫制度內容變化與實踐的動態研究，從而實現靜態與動態研究的結合。在對優待、撫恤等優撫制度內容研究的基礎上，加強對每一時期新的優撫條例創建、內容修訂與補充等相關內容變化的內在邏輯性研究，從而揭示出優撫制度建設的發展趨向。與此同時，更加注重對每一時期具體優撫政策的落實，以及所帶來的實際效果等社會動態性研究。

　　該書是作者多年來將制度史和社會史相結合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其創新性表現為以下幾點。就研究內容而言，既對當代優撫制度進行系統性研究，又兼顧了社會史研究。該成果研究著重新政權建立之初、社會主義初步探索與挫折、改革開放初步發展與不斷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個時期，并側重于每個時期優撫制度的變與不變的邏輯性、規律性研究，以制度的實施與變化觀察社會動態，探尋社會建設的基本規律。

　　就研究架構而言，既廓清了宏觀歷史畫面，又刻畫了微觀社會動態。優撫制度的變遷源于每一時期的國防任務、社會建設以及國家自身經濟實力等大的時代背景的變化，作者將優撫制度置于社會歷史發展的洪流之中進行研究。此外，作者傾力于優撫制度自身內容及變化給優撫對象的社會地位、生活水平等所帶來影響的研究。在作者看來，“革命是在物質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優撫制度的最終效果與社會國防觀念密不可分。

　　就研究方式而言，實現了制度變遷與社會變化相結合。以制度作為研究社會歷史的視角，將制度變遷與社會變化相結合進行研究。以農村的優待政策為例，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時期，先后經歷了由代耕政策到優待勞動日，再到優待金政策的變化。這些政策的變化實際上是由國家土地制度及經營形式的變化所產生的，因為新政權成立之初的個人土地所有制，成為代耕政策實行的經濟基礎；農業合作化之后，土地集體所有制及合作化經營形式代替了個人土地所有制，從而決定了以優待勞動日取代代耕政策；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打破了原來的土地經營形式，并在國家財政收入不斷增加、國家社會保障能力不斷增強的情況下，計劃經濟時代的優待勞動日，最終被市場經濟下的優待金政策所取代。因此可以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優撫制度史，就是一部新中國的社會變遷史。

　　（作者單位：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