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當今世界，全球化出現了由經濟全球化轉向安全全球化的趨勢，并存在進一步向“全球安全困境”坍縮的跡象。一些國家的政策開始由傾向于通過經濟全球化帶動增長，轉向更多考慮國家安全因素并寧可為此犧牲經濟效率，表現出更不相信開放、更不相信市場、戰略競爭加碼、供應鏈及支付網絡安全化、軍事投入及部署增加等特征。拯救全球化的根本之道在于通過突破性創新驅動的技術進步，將趨于疲弱的世界經濟扭轉至相對高速的增長軌道，讓各國由“存量博弈”回歸“增量博弈”。邊疆或邊緣地區具有打破常規、爆發出制度及科技等方面突破性創新的有利條件，但也存在特有的脆弱性。對一國而言，除應針對邊疆地區出臺大興創新之風的鼓勵政策外，還應當加強對其所承受的硬權力及軟權力影響情況的監測和研判，在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同時，須臾不可放松在軟權力上的引致性投資，增強邊疆地區的向心力，為其富有活力的突破性創新潛力的發揮創造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

　　關鍵詞

　　安全全球化；安全困境；同規博弈；異規博弈

引言 

　　至少從2007年起，人們就常常收到全球化的“病危通知書”。診斷的癥狀從“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到掀起以“貿易戰”為典型特征的“逆全球化”浪潮的“特朗普沖擊”，再到造成全球供應鏈中斷并一度催生某些國家“以鄰為壑”搶奪醫護用品資源、“生產本土化”抬頭等現象的新冠肺炎疫情，直至觸發美西方主導的大規模、高強度國際制裁的烏克蘭危機，竟是前病未除、后癥疊加，越至后來越顯現出積重難返的跡象。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之初如日中天的全球化，仿佛在十多年間就動力衰減甚至出現“斷崖式”下降，全球化日漸虛弱的種種表現也是世界發展或增長動能不足的結果。

　　近期關于烏克蘭危機的理論和政策研究，許多聚焦于這一危機對于全球化、國際秩序、世界格局等關涉人類前途命運等重大事項所產生的長期影響，其中不乏認為其影響之巨以至可能產生顛覆性后果者。 本文認為，烏克蘭危機盡管短期產生了顯著的沖擊，但從歷史的長時段看，這場危機本身的影響和意義不大； 但是造成類似烏克蘭危機這樣的事件發生的長期或結構性的因素及機制，值得我們高度關注，即烏克蘭危機的經濟結果短期重要，長期不太重要；引致烏克蘭危機的日漸虛弱的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原因，卻是具有全局性和長期性影響，這點非常重要。

　　本文的核心觀點是：世界經濟增長動力的弱化是造成全球化坍縮的根本原因；通過技術和制度創新為增長賦能，才能阻止或逆轉全球化坍縮；邊緣地帶或邊疆地區可能是創新的策源地和拯救全球化的能量富集空間。本文之后安排是：第二部分描述過去一段時間特別是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向安全全球化坍縮”的特征事實并嘗試概念化“安全全球化”；第三部分為“全球化坍縮”提供一套基于世界經濟結構長期演變趨勢的機制性解釋；第四部分討論應對安全全球化的可能性；最后是結論。

轉向安全全球化的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特別是烏克蘭危機的發生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造成重大沖擊，不僅導致世界經濟下行、金融市場動蕩、國際循環斷裂、全球對抗上升，還助長了中美兩個高度相互依賴的全球性大國之間的緊張對立。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下的全球化”遭遇嚴重挫折。近年來，全球化終結的聲調一再抬頭，有的將其歸咎于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英國《經濟學人》指出，新冠病毒不僅直接損害了人的生命健康，還通過恐慌和焦慮沖擊金融市場，促發經濟貿易活動停擺、致使全球供應鏈中斷并沖擊實體經濟，鼓勵民粹主義和防疫民族主義，正在加速瓦解自由開放的全球化國際秩序。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會長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危機至少會在幾年內促使大多數國家聚焦于國內事務，而非境外事務。由于供應鏈的脆弱性，國家將傾向選擇性的自給自足并帶來“脫鉤”，同時會減少與其他國家的聯系。

　　也有人認為，全球化的終結主要是受烏克蘭危機的影響。例如，貝萊德集團（BlackRock, Inc.）首席執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認為，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顛覆了冷戰結束以來建立的世界秩序，終結了我們在過去30年里經歷的全球化”。路透社文章表示，利用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報文系統開展對俄制裁，最終可能導致平行體系的產生，這將破壞全球化。也有觀點認為，烏克蘭危機使全球化時代正在迅速過去，世界將分裂成敵對陣營。烏克蘭危機將會重建冷戰時期“全球體系的圍墻”。 烏克蘭危機將促使各國退出全球化，因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承諾的經濟相互依賴可以防止沖突的理念被證明是錯誤的。

　　（一）轉向安全化全球化的特征事實

　　從各國實際采取的政策來看，得出全球化已經或將要終結的結論為時尚早。但近年來，效率優先的經濟全球化轉向更強調區域化、慢速化特別是安全化的全球化則是一個顯著的事實。這意味著主要國家的政策開始由傾向于通過經濟全球化帶動增長，轉向更多考慮國家安全因素并寧可為此犧牲經濟效率，主要表現在更不相信開放、更不相信市場、戰略競爭加碼、供應鏈安全化、軍事投入及部署增加等方面。

　　1. 部分發達經濟體對開放的信念出現動搖

　　自亞當·斯密以來，許多經濟學家不僅對自由貿易大唱贊歌，還支持單邊自由貿易政策。他們認為，無論外國政府實行何種經濟政策，一個國家的人民只要被本國政府允許與外國人從事自由貿易，就會獲得更多的經濟福利。長期以來，主要國家政府和主流經濟學界一般相信，哪怕是單邊開放，也能擴大自身在全球配置資源的范圍，從而促進增長。但現實是，越來越多的經濟體將開放作為討價還價的工具或武器。2022年3月14日，歐洲議會、歐盟委員會和貿易部長理事會舉行會議，確定了關于國際公共市場的互惠安排，就國際采購工具（IPI）達成政治協議，豐富了貿易武器的工具箱。 其中包括如果其他國家阻止歐洲企業參與其公共采購招標或限制歐洲企業進入其公共市場，那么歐洲將可以反擊并限制相關國家參與歐盟成員國的投標。原本歐洲約90%的公共市場都對外國企業開放，但是有了這個新工具之后，歐盟委員會先行評估第三國在歐洲企業進入其公共市場方面是否存在歧視行為。如果存在歧視行為，歐盟委員會在與有關國家當局進行對話后，將討論限制市場準入的選擇：或是處罰投標企業，或是將某個特定行業的所有企業排除在外。

　　2. 部分發達經濟體對市場的信念出現動搖

　　經濟全球化時代，主要國家更強調市場機制在促進基于創新的技術進步方面的作用。但是當前位于創新前列的美國也開始轉而尋求通過政府干預手段來確保技術優勢。美國國會參議院2021年6月通過《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眾議院2022年2月通過《2022美國競爭法案》，核心就是要大力支持本國芯片業發展，包括為半導體制造和研究提供520億美元補貼。 這表明加強聯邦政府干預，通過產業補貼扶持半導體產業發展、刺激芯片生產回流美國，已經成為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共識。美國曾長期批評其他國家采用補貼、政府優惠等政策措施扶持重點產業，如今美國政府和國會也在力推產業政策。實際上，產業政策的有效性更多體現在解決技術擴散不足造成的技術進步停滯，卻較難解決技術創新不足造成的技術進步停滯問題，而后者才是解決美國技術優勢縮小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

　　3. 主要經濟體戰略競爭加碼

　　主要國家及國家集團安全戰略中體現出的競爭性、對抗性明顯增加。例如，美國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稱，“現在正處于對美國和世界來說具有決定性意義十年的最初幾年。大國之間地緣政治競爭的條件將被設定”，“我們正處于塑造未來國際秩序的戰略競爭之中”，“后冷戰時代已經徹底結束，大國之間正在展開一場決定未來走向的競爭”。該戰略還明確將“爭勝中國、制約俄羅斯”列為優先事項之首，聲稱“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不斷推進這一目標的具備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的競爭者”，據此認為未來十年是美國與中國競爭的決定性十年。北約在2022年6月馬德里峰會上批準了新一版戰略概念文件——《北約2022戰略概念》，重新評估了北約面臨的戰略環境并設定了核心任務，將“不斷加劇的戰略競爭”視為對其利益和價值觀的主要挑戰之一。該文件認為，俄羅斯是“對盟國安全和歐洲—大西洋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威脅”，而北約將繼續“以團結和負責任的方式應對俄羅斯的威脅和敵對行動，大大加強對所有盟國的保護和防御，增強對俄羅斯脅迫的抵御能力”。這一文件還首次將中國寫入其中，指責中國“挑戰”了北約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特別是對歐洲—大西洋安全構成“系統性挑戰”（systemic challenges）。俄羅斯于2021年發布的新版《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戰略》，刪除了上一個版本中“與美國構建真正伙伴關系”和“與歐盟鞏固互利合作”的表述，新戰略認為西方正在對俄采取全方位的敵對政策。當今世界正經歷轉型期，其主要標志是世界經濟和政治發展中心增多，新的全球領導者和地區領導者出現且變得日益強大，國際秩序和世界格局面臨重構，西方國家極力希望保住其霸主地位，積極主張建立單極世界，企圖獲得絕對軍事優勢，經常使用武力推進本國利益，造成矛盾和對立加深。日本則從2020年起考慮修改現行2013年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岸田文雄任首相后明確表示，將用一年時間完成新版《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的制定，計劃寫入發展日本自衛隊對潛在敵人導彈基地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能力，在烏克蘭危機發生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改變對俄政策描述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4. 供應鏈和支付網絡的安全化傾向趨強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日本、美國等已經開始考慮調整供應鏈，確保其向可控安全范圍回縮。2020年3月，日本首次提及“供應鏈韌性”，隨后出臺補貼機制和海外供應鏈多元化項目，鼓動企業回遷本土或轉移至東盟。同年7月，日本經濟產業省又向印度等提出“強化供應鏈韌性”的倡議，得到了印度和澳大利亞的積極回應，2021年4月，三國貿易部長會晤后正式啟動供應鏈彈性倡議。2021年6月，美國發布《建立供給鏈彈性、振興美國制造、促進廣泛增長》評估報告，強調美國必須通過重建生產和創新能力、提升產業鏈可持續性、加大政府采購和支持力度、強化國際貿易規則、加強盟友伙伴合作、監控供應鏈中斷情況等方式，修補關鍵供應鏈漏洞，夯實長期產業基礎，為此還正式組建“供應鏈中斷工作組”，作為提升經濟競爭力和供應鏈彈性的第一步。2022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了2 800億美元規模的《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該法案不僅試圖通過投資補貼吸引半導體企業在美國本土設廠，還意圖通過限制補貼資格來阻止半導體企業在中國增產。9月，美國商務部發布《美國芯片基金戰略》，作為落實《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中芯片法案（CHIPS Act of 2022）部分的一項重要舉措。該戰略旨在投入500億美元振興美國芯片產業，并以所謂國家安全理由設立“護欄”條款，限制有關芯片企業在華投資。10月，美國商務部推出的《出口管制條例》中，除涉及芯片和芯片制造技術的出口限制外，還提及除非有特殊許可，禁止美國公民、永久居民（綠卡持有者）、居住在美國的人和美國管轄下的公司支持中國先進芯片開發或生產。

　　烏克蘭危機發生后，全球供應鏈甚至支付網絡的安全化傾向更加嚴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將俄羅斯主要銀行從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中移除，沖擊了國際支付結算網絡的穩定性。同時，各國進一步動搖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及支付網絡的信心，支付網絡的“去美元化”跡象顯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2年3月15日表示，從更長期來看，如果能源貿易出現轉變，供應鏈更新配置，支付網絡分裂且各國重新考慮所持有的儲備貨幣，那么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秩序。 其在2022年8月發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第二季度美元在全球央行國際儲備中的份額僅為59.53%，而2000年時該比例高達73%。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2年9月發布的報告還顯示，截至2022年7月，全球有近一百個貨幣當局正在進行央行數字貨幣（CBDC）的研究或開發，央行數字貨幣可以提高貨幣流動的透明度，并且有助于減少美元儲備及在支付網絡上對美元的依賴。

　　5. 各國軍事投入和部署增加

　　烏克蘭危機爆發后，德國承諾要實現防務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GDP）2%的目標，并增加1 000億歐元的預算更新武器裝備，包括向美國購買可以攜帶核彈頭的F-35戰機。 2022年3月7日，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的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公布了在澳大利亞東部建立大型軍事基地的計劃，該基地可以部署核潛艇，計劃投入100億澳元。 3月10日，莫里森又公布了擴軍計劃，將在2040年之前增加三成的澳大利亞軍隊人數。 美國也加強了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駐日美軍從2007年的3.2萬人增至2020年的5.3萬人， 在中澳關系緊張的背景下，美國2022年還計劃派遣2 200名海軍陸戰隊到澳大利亞北領地。此外，國家間交往的軍事色彩也在上升。2021年9月，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訪問越南，日越雙方達成軍事合作協議。根據協議，日本未來將可以向越南提供國防裝備和技術。 2021年年底，普京訪問印度，達成在印度生產約60萬支俄羅斯開發的自動步槍的協議，雙方還簽署了互相利用海軍基地的協定，以及討論了印度購買俄制地對空導彈S-400的部署問題。

　　可能觸發超出安全臨界值危機的熱點事件也在增加。隨著安全臨界值在威脅的侵蝕下不斷降低，熱點事件演變成的危機觸及安全臨界值并引發區域或全球崩潰的風險呈上升態勢。諸多不確定因素可能成為觸發嚴重危機的誘因。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因“險惡”的變種病毒出現而更趨嚴峻、烏克蘭危機惡化并向歐洲其他地方蔓延、“臺獨”分子在美國縱容下鋌而走險、美國在南海制造危機、西亞北非等地出現新的嚴重沖突、全球性的糧食危機、極端氣候造成的嚴重自然災害，等等。

　　（二）安全全球化的概念化

　　以上有別于傳統或典型的經濟全球化的特征事實在人類社會中將長期存在并且可能產生越來越重大的影響。為此有必要對內涵外延更加清晰的全球化相關概念進行界定，并在此基礎上展開分析。這樣才可能更為準確地研判這些特征事實背后的結構性驅動因素，及其可能促成或伴生的政治經濟后果。

　　作為一種提法或表述，安全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security）已經進入學術研究視野，但仍“有必要對安全全球化進行更好的概念化”。 已有研究主要是用這一表述描述某種或若干種現象，其揭示的只是安全全球化作為一個概念的特定“外延”。如以安全全球化表示“聯合國維和行動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擴展”，私營軍事或安保服務等安全相關產業的全球擴張， 伴隨經濟全球化而來的極端思潮、暴力沖突、貧困、疾病和匱乏等所謂“全球化的陰暗面”愈演愈烈的態勢，或者“武器、毒品、罪犯、恐怖分子和污染物，現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更快、更大量地穿越民族國家邊界”的現象，“相互依賴產生的強大的社會分裂力量，造成關鍵的脆弱性，播下暴力和沖突的種子，由于知識的傳播、先進技術的分散和人員的流動而讓各種威脅在范圍上變得全球化，影響也更加嚴重”， 等等。

　　上述現象可分為相互聯系的兩類。一類是所謂安全威脅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threats）。其邏輯是，全球化是“諸多社會關系與地緣領土相對脫鉤的過程，由此人類在世界范圍內的生活越來越多地相當于在單一的地方展開”，表現為距離的“縮短或消失”，而“威脅在短距離上更能起作用”，所以全球化進程本身就蘊含了安全威脅在全球范圍內的興起。 另一類是安全力量的全球化。規范意義上，安全力量的全球化是有效應對安全威脅全球化的應有之義。但是安全力量全球化不僅不能消除、甚至還可能助長全球威脅。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國家的主權和對暴力的合法壟斷受到侵蝕，私營軍事或安保公司最終發展出一個規?？捎^的“暴力和保護的企業市場”，并未終結叛亂或者恐怖組織活動，反而形成了私營保安市場擴張與叛亂以及恐怖組織綁架案件迅速增加的局面。民族國家安全模式的局限性與全球安保市場的局限性相互作用，加劇了恐怖活動和叛亂的持久。

　　既有研究除從微觀的或“人的安全”視角界定安全全球化外，也聚焦國家安全意義上的安全全球化。例如，一種觀點傾向在“安全化”與全球化的互動中理解國家面臨的安全全球化問題，認為全球化創造了國家“安全化”的條件，使得國家更加強調自身的“安全職責”，將越來越多（不限于國際關系）領域的問題（如移民、人口老齡化、氣候變化、跨國犯罪、金融危機等）作為“安全議題”進行考慮和籌謀應對，從而將國家發展成為所謂的“安全國家”； 同時，越來越多的“安全國家”在全球范圍出現，最終形成了安全（國家）全球化的態勢，因此應該“多考慮安全國家的全球化”。

　　哥德堡大學教授布萊恩·梅比（Bryan Mabee）是少數對國家層面的安全全球化開展較多維度概念化工作的學者，提出從三個方面總結全球化對國家提供安全方式的潛在影響。一是將安全威脅范圍擴大到國家關系研究側重的傳統安全領域外。如全球環境退化的演進、跨國恐怖主義、移民的影響和全球金融不穩定的影響等經由跨國媒介產生安全影響的非傳統安全領域議題也納入安全全球化范疇。二是從全球層面分析安全問題的理念或意識形態，強調全球問題需要全球性解決方案。三是從跨國安全權力網絡制度化的層面理解安全全球化，即將跨國軍事聯盟網絡、私人軍事或安保公司構建的國際網絡等納入安全全球化概念范疇。

　　在前述研究基礎上，出于分析的便利，本文從三個層面給出安全全球化的工作定義。在器物層面，安全全球化意味著威脅國家安全的要素以及應對這些威脅的物質力量在全球范圍內的種類和數量更多更復雜。在前述特征事實中，各國軍費的增加及部署的強化屬于這一層面的內容。已有概念化研究中描述的眾多安全威脅全球化及安全力量全球化現象，也大多處于這一層面。在制度層面，安全全球化意味著全球范圍內聚焦安全的企業或國家間的雙多邊協議或機制的數量增加或約束力提升。在前述特征事實中，高度依賴于密集制度的供應鏈、支付網絡等安排或組織在全球范圍內越來越明顯的安全化傾向，就反映了制度層面的安全全球化。在觀念層面，安全全球化意味著個人、企業、社會組織或國家等行為體規避風險而非追求效率的意識形態在全球范圍內上升，表現為“安全主體”（對于國家而言就是“安全國家”）的全球蔓延或擴散。前述特征事實中，一些經濟體對開放、市場之信仰的動搖，國家戰略中對抗性或抗爭性的上升等，都反映了觀念層面的安全全球化。

　　上述定義只是從字面上比較詳細地捕捉了安全全球化表現于不同層面的現象，但沒有揭示促成這一（組）現象的機理。以下給出包含機理的命題式定義：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從事生產性活動的預期收益相對下降，而從事威脅、破壞或掠奪性（以及規避或應對威脅、破壞或掠奪）活動的預期收益相對上升，以致其被鼓勵更多從事后一類活動。這種情況在全球范圍內持續和蔓延，并被制度化和意識形態化的行為所強化和固化的過程，就是安全全球化的過程。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第一，行為體所要規避或應對的威脅不一定是其他行為體有意為之的結果，全球性的傳染病、自然災害等無意安全威脅同樣可能引致或增強安全全球化。 國際關系學中的“安全困境”，是將行為體聚焦于世界政府缺位（或“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將威脅聚焦于以軍事為主的蓄意破壞或掠奪行動的安全全球化過程的一種特例。各國面臨的“安全困境”如果向極端化發展，可能將安全全球化推向“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全球安全困境”。第二，前述生產性活動與安全類活動的預期收益升降為相對態勢，而并非后者絕對高于前者，所以安全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一種因應環境變化的合理策略，除非安全類活動預期收益絕對高于生產性活動預期收益，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行為體將選擇從事安全類活動而非生產性活動，同時它們面臨的安全形勢還將繼續惡化。

　　之后，我們將以國家為觀察單位，分析安全全球化的底層邏輯和調節機制。選擇國家而不是非國家行為體，并不是因為后者不存在安全全球化的邏輯，而是因為前者在當今世界更加重要。正如約瑟夫·R. 斯特雷耶（Joseph R. Strayer）所說，“在現代世界，最可怕的命運莫過于失去國家”。 愛德華·庫羅德茲（Edward A. Kolodziej）也指出，“國家擊敗了其他所有的政治組織競爭者，如今世界社會雖然是由相互依賴、相互聯系的民族構成，但這些民族已經選擇民族國家作為政治組織單元，去管理其內部和外部事務。而其他社團如天主教會或者伊斯蘭宗教群體，雖然也命令其追隨者宣誓效忠，但是它們要么無法擁有全國人民對民族國家堅定的承諾，要么無法擁有民族國家的物質性權力”。

安全全球化的底層邏輯和調節機制

　　以上從經濟全球化轉向安全全球化現象的發生，背后反映的底層邏輯是世界經濟結構由生聚結構轉向耗散結構，以致生產性不足，沒有足夠的增量收益平衡前沿國家保持權力差距和新興國家維持境況改善速度之間的矛盾，由此經濟全球化興盛期的全球博弈由增量博弈轉向存量博弈，國家間關系中的競爭性乃至對抗性上升。

　　（一）世界經濟由生聚結構轉向耗散結構

　　世界經濟由生聚結構轉向耗散結構的表現之一是全球生產能力下降，反映為世界經濟增長率處于趨勢性下行且相對水平較低的階段?？鄢丝谝幠U張的影響，可以用全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的變化來反映世界的經濟增長能力（參見圖1）。1961年以來，全球人均GDP增長率的演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61年到1982年的趨勢性下行階段，全球人均GDP增長率由20世紀60年代前五年均值的3.4%左右，波動下降至1982年的-1.4%。這一階段全球人均GDP增長率均值為2.3%。第二個階段是從1982年至2006年的趨勢性上升階段，全球人均GDP增長率由波谷攀升至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之前3.2%的波峰。這一階段全球人均GDP增長率均值為1.8%。第三個階段是從2007年至今的趨勢性下行階段，在此階段出現了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兩大沖擊，造成了全球人均GDP增長率的兩次大幅下降，分別是2009年的-2.5%和2020年的-4.3%。在此階段，全球人均GDP增長率均值僅為1.2%。三個階段的全球人均GDP增長率均值呈現節節下降的特征，在2020年更是出現了60年中最大的負增長。如果找不到提升勞動力效率或技術效率的新增長點，不排除未來世界經濟長期低迷乃至陷入持續整體負增長的可能。

　　表現之二是全球主要經濟體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陷入長期低利率，反映了世界經濟中收益下降而風險上升的趨勢。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多數時期都在5%以上，20世紀80年代初曾一度突破20%。進入21世紀以后，除2007年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后短暫超過5%以外，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多數時期均低于5%，并在2008年年末至2015年年末期間大致保持在0.25%以下，最低曾維持在0.04%的水平。2015年年末至2019年年中，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有所上升，但最高也未超過2.5%，其后迅速回落，自2020年3月25日之后未超過0.1%，長期維持在0.08%的水平。由于通貨膨脹率為正并自2020年年中以來不斷攀升，這一利率到2022年2月達到同比上漲7.9%的近四十年新高。美國名義利率長期維持在零附近就意味著其實際利率持續為負，且呈顯著下行態勢。與美國情況類似，英國基準利率自20世紀70年代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多數時期高于5%，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曾達17%，2008年之后長期維持在0.5%以下，2020年3月19日至2021年12月15日甚至維持在0.1%的水平。瑞典央行、瑞士國家銀行、丹麥國民銀行、歐洲中央銀行及日本央行等甚至直接實施了名義負利率。全球不斷攀升的債務水平強化了長期低利率的趨勢，因為一旦利率上升，高企的債務難以為繼，可能會給相關國家造成急轉直下式的崩潰。受疫情造成的公共支出大幅上升影響，2020年全球債務與GDP比率達到創紀錄的360%。2021年，全球債務規模達到303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但占GDP比率小幅下降至351%。盡管如此，這一水平比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仍高出約28個百分點。 近期，美國等主要經濟體進入加息通道，但其背景是通貨膨脹率大幅攀升。這意味著，各國即便名義利率為正，高通脹之下實際利率依然處于較低的水平。

　　表現之三是經濟混亂程度或者熵值上升。從世界主要金融市場股指各年中的日度數據的標準差來看，存在不斷擴大的趨勢。標準差反映的是指數波動的情況，標準差的系統性擴大，一定程度意味著金融市場的波動、混亂或不確定性的上升。根據萬得數據庫（WIND）統計，1984年到1994年間，美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各年的標準差均沒有超過50，平均值約為29.2；但2011年到2021年間，各年標準差均高于100，平均值約為435.4。1984年到1994年間，英國倫敦金融時報100指數各年的標準差平均值約為120.4，但從2011年到2021年間也上升至270.7的水平。

　　在生聚結構中，經濟主體的基本特征是傾向于生產性聚集，經濟增長處于相對較高水平，微觀經濟主體擁有較多投資獲利的機會且愿意將之付諸實踐，較高的儲蓄率也支持儲蓄轉化為充足的投資，較高的投資回報率足以將市場利率支撐在一定水平之上且能夠保證債務規模在可持續水平上積累，消費者面臨的通脹威脅較小，價格水平相對平穩，由此帶來穩定的經濟環境預期。耗散結構相反，其中的經濟主體基本特征是傾向于消耗性散離，經濟增長處于相對較低乃至負增長狀態，微觀經濟主體缺乏投資機會甚至面臨嚴重的持續損失，因此不愿意儲蓄和投資，市場利率長期維持接近于零的低水平甚至保持名義負利率，因為對未來的預期更差，所以借出方寧愿承擔相對較高的負利率水平，以免未來負得更多以致損失更大。但是如果通貨膨脹威脅上升，哪怕名義利率為正，在通脹侵蝕下實際利率可能為負或較低，投資者和消費者都對經濟環境缺乏穩定預期。在耗散結構的世界中，各國將資源投入生產性領域的激勵動機進一步降低，安全困境將進一步加深，最終可能在偶然或非偶然沖擊下，安全臨界條件失守，甚至演變成為區域乃至全球層面的體系性崩潰。

　　（二）轉向安全全球化的調節機制

　　除增量博弈轉向存量博弈的底層邏輯外，經濟全球化向安全全球化演變的輔助性機制還有兩項：“智豬博弈”轉向“囚徒博弈”、“同規博弈”轉向“異規博弈”。具體來看，第一項調節機制是在技術創新慢于技術擴散的前提下，處于領先位置的前沿國家的技術或制度進步及其支撐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受阻于橫亙在現實與“無盡前沿”之間的“創新之墻”，迅速趕超的新興國家綜合實力不斷逼近因“創新之墻”而近乎止步的前沿國家，全球戰略博弈遂由“智豬博弈”轉向“囚徒博弈”。

　　技術進步一方面源自內生的創新，另一方面源自外部先進技術的引入及消化吸收再創新，后者即廣義的技術擴散。相對于由較大偶然性因素驅動的創新帶來的技術進步，有參照或學習對象的擴散帶來的技術進步會更快一些。例如移動電話的基本原理1940年就由貝爾公司發現，但由于相關配套發明的推進緩慢，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才由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推出AMPS標準的模擬移動電話。隨后的技術擴散過程就變得十分迅速，20世紀70年代末，世界第一個商用移動電話系統在日本東京上市；80年代歐洲迅速將其標準化并確立了全球移動通信系統（GSM）標準，并經芬蘭、瑞典等國的制造商快速推向全世界。

　　實際上，對于處于前沿位置的國家來說，為了保持自身的優勢或與其他潛在競爭對手的技術差距，其更傾向于放慢技術擴散的速度。盡管如此，美國延緩技術或知識擴散的努力并未取得足夠成效，中印等新興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長期高于美國，與美國在絕對經濟規模上的差距也在持續縮小。例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顯示，2021年美國知識擴散項（knowledge diffusion）的全球排名為第16位，中國和印度分列第9位和第13位。 更重要的原因是，從思想或理論上的創新，到產品、工藝、方法或制度上的創新開始進入經濟生活，再到大規模產生經濟效益或成熟量產化，這個過程十分漫長。而從產生大規模經濟效益到向其他地區擴散，這個過程則相對高效。這種后發優勢，讓那些能更好利用技術擴散的國家的綜合實力不斷向前沿國家逼近。

　　蘇東劇變之后經濟全球化興起的較早階段，美國是國際體系中技術最先進、綜合實力最強的前沿國家。在此時的國際權力結構中，美國處于一家獨大的中心位置，其他國家相對弱勢，國際權力博弈呈現出明顯的“智豬博弈”特征?！爸秦i博弈”的納什均衡解是大豬按喂食按鈕（行動）而小豬選擇先去食槽處等待。其政策含義是，作為國際權力格局中體量和領先程度遠超同儕的唯一大國，美國不得不（也心甘情愿地）承擔起單獨提供公共產品（例如向其他國家提供規模巨大的市場、產品和投資等）而任由其他國家“搭便車”的角色。由于其他國家處于“小豬”狀態，單個“小豬”對美國市場、產品和投資的使用幾乎不排斥或減少其他“小豬”的使用，這種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確保了美國市場、產品和投資的公共產品屬性。應當指出，“大豬”美國也是通過提供公共產品方式獲取了在國際權力結構中的中心或支配地位，由此形成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和關系性權力。

　　而隨著其他國家通過技術創新特別是技術擴散過程不斷“長大”，作為“大豬”的美國卻受阻于“創新之墻”無法變得更大，國際體系中參與者的性狀發生了改變，其他主要玩家同樣變成了（或至少接近于）“大豬”。原來的“小豬”成長為“大豬”，原來的“大豬”卻無法長得更大，甚至出現了“老態”或頹勢。此時國際權力博弈結構由力量不對稱博弈者構成的“智豬博弈”轉變為力量對稱博弈者構成的“囚徒博弈”。在“囚徒博弈”中，納什均衡是美國和其他國家都選擇背叛或不提供公共產品（甚至以鄰為壑），盡管這種選擇將使雙方都處于消耗狀態，且該狀態明顯劣于雙方共同提供公共產品并分享正收益的狀態?！扒敉讲┺摹敝械募{什均衡強化了世界經濟陷于耗散結構的穩定性，強化了各方投資于防御對方之安全裝備或能力的動機。

　　經濟全球化向安全全球化演變的第二項調節機制是，“同規博弈”轉向“異規博弈”?！巴幉┺摹毕赂鲊g的競爭與合作在同一套制度規范的軌道上運作，行為具備較強的穩定性或可預測性。在理想狀態或黃金時期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國開展的競爭與合作屬于“同規博弈”。其中大國在行使國際權力時，優先或側重于選擇通過提供公益產品（public goods）的利誘方式來讓其他國家做其原本沒打算做而大國希望其做的事。

　　在有力啟動安全全球化進程后，世界可能會轉向“異規博弈”?！爱愐幉┺摹狈譃槿N情況。一是“雙規博弈”，這意味著世界分裂為黨同伐異的兩個陣營。各陣營內部具備單一規范，陣營之間則總體缺乏穩定規則的協調或規制，存在較大的對抗性。二是“多規博弈”，這意味著世界碎片化或分裂為若干區域性或功能性小集團。集團內部大致維持單一規范，相互之間缺乏穩定規則的協調或規制，處于變動不居的合縱連橫之中。三是“無規博弈”，這是“多規博弈”發展到極致的結果，各國各自為戰，世界進入“叢林狀態”。

　　在上述圖景中，“同規博弈”是相對更具生產性和建設性的格局，值得為此付出努力，但維系或實現這一格局存在一定難度，特別是后一種情況的“同規博弈”格局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爱愐幉┺摹敝械摹盁o規博弈”是全人類的悲劇，應協調各方竭力避免；“雙規博弈”格局相當于“新冷戰”，各國人民也將為此付出較大的代價，但其出現的概率不能忽視；“多規博弈”下，各方的矛盾相對緩和，區域之間也能夠達成一定的合作，出現的概率較大。負責任的大國應積極爭取“同規博弈”格局，同時以“多規博弈”為底線，對“雙規博弈”風險保持警惕并著力反對這一格局的出現，力避世界滑入“無規博弈”之中。

　　但是，無論處于何種“異規博弈”狀態，相對于“同規博弈”狀態，大國都將承擔更多的對抗成本，其產出可能不足以提供充足的公益產品來遂行權力，或傾向于采取成本相對較低的威懾方式來施加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此時，大國可能優先選擇通過提供公害產品（public bads）的威懾或逼迫方式來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因為這種引而不發的威懾的邊際維護成本通常低于消耗性公益產品的邊際支出。 作為回應，其他陣營或集團的國家，乃至同一陣營或集團內部的國家，也可能隨之提升本國的安全投入，減少本國被強制的幾率，這也可能觸發各國競相增加武器裝備投入但安全水平不升反降的“安全困境”。前述各國軍事投入和部署的增加就反映了這一變化。

全球“再安全化”的治理之策

　　安全全球化沒有自動帶來全球安全化，反倒加劇了世界動蕩乃至陷入“全球安全困境”的風險。需要額外努力才能緩解或管控安全全球化的負面效應，實現全球范圍主要國際關系及國內形勢的“再安全化”。防止“全球安全困境”有治標和治本兩種方式，不能將其對立起來。因為治本可能需要久久為功，良好的治標舉措則可以為治本爭取時間，以免出現“死在了通往長期得救的途中”的悲劇。

　　（一）關于治標策略的討論

　　由前可知，治標之策在于跳出大國博弈的“囚徒困境”，降低各國通過強化公害產品供給作為主要權力行使手段的激勵，避免安全全球化進一步導向全球安全困境。具體做法有以下三項。

　　第一，將一次或有限次博弈長期化或永久化，促使博弈各方跳出“囚徒困境”。在一次或多次博弈中，參與方有動機在最后一次博弈時選擇背叛，為了避免在這次博弈中受損，參與方會選擇提前一輪就率先選擇背叛，以此倒推回溯，理性的博弈參與方會選擇在第一輪博弈時就進行背叛。除非參與方確信，博弈不會在可預見的將來停止，為了獲取長期或永久的合作收益，它們會持續選擇合作并獲得更高的支付水平。這意味著，選擇應對烏克蘭危機或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有限期事項作為合作議題，難以支撐大國走出權力博弈的“囚徒困境”。當然，“預防外星人入侵的持久戰”之類的長期議題也無法幫助主要大國走出“囚徒困境”，因為在大多數人特別是決策者看來，這類議題并非迫在眉睫的現實威脅。那些兼具（或至少能被塑造出可置信的）持久性和緊迫性的議題，則有望為博弈參與方跳出“囚徒困境”提供有效激勵，如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帶來的氣象災害，或是打擊恐怖活動等。

　　第二，完善現有國際權力結構，將機械權力結構升級為有機權力結構。 除博弈輪次或期限永久化之外，跳出“囚徒博弈”的另一種途徑是在參與方之間建立可置信的關系。在經典的“囚徒博弈”中，參與方之間不能互通信息并達成有約束力的協議，設想博弈參與方為父子、夫妻或其他足以達成默契并將對方效用函數正向嵌入自身效用函數的親緣關系，則他們之間完全可能達成（合作，合作）的共識，從而規避（背叛，背叛）的納什均衡解。在國際權力結構中，這意味著權力由單純通過行權方提供公共產品而產生或維系的硬權力，轉向了既存在硬權力，也存在受權方向行權方開展關系專用性投資而產生的軟權力，從而將國際權力結構升級為兼具硬權力和軟權力的有機權力結構。當今世界一種可能的情景是，中美之間相互開展關系專用性投資，并共同作為行權方向其他受權方提供公益產品，其他受權方則同時向中美開展關系專用性投資。這樣既可以解決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也可以避免中美關系的對抗性因素上升。不過，如果美國對中國“威脅意圖”和“威脅能力”的過度想象得不到糾正，其想象中的威脅膨脹（threat inflation）將難以遏制，美國對中國的關系專用性投資會受到極大抑制。

　　第三，提升以武力或其他脅迫方式等公害產品影響別國行為的成本。例如，對非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而實施的對外軍事行動施加更強的道德、法理、經濟乃至軍事約束；限制主要大國將國際金融基礎設施武器化的能力，特別是國際貨幣發行國利用在貨幣上的壟斷及對國際支付結算系統、報文系統等的控制力，制裁、封鎖、懲罰其他國家金融市場、公共及私人部門的能力，推動國際金融基礎設施的多元化。

　　（二）關于治本策略的討論

　　要從根本上扭轉安全全球化滑向全球安全困境的方向，回歸經濟全球化和廣泛國際合作的軌道，需要依靠創新驅動的技術進步，特別是推動“創新之墻”向無盡前沿更快挺進，在此基礎上逆轉世界經濟潛在增長率節節下行的態勢，創造出更大規模的全球生產力，從而讓各國由側重“分蛋糕”的存量博弈重新轉向側重“做大蛋糕”的增量博弈。

　　在此過程中，邊疆或者更廣義的邊緣地帶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無論是一國之內的邊疆，還是國際體系里距離權力中心國家較遠的邊緣地帶國家，其共同的特征是，它們在這個非均質分布的權力結構中，處于硬權力或軟權力影響相對較弱的區域。地理距離近遠與權力影響強弱往往存在一致關系。特別是歷史上在技術條件不足以讓中心區域充分地從遠距離投射權力影響時，這種情況更是如此。

　　本文主要還是從中心權力影響強弱的角度界定一個地區的邊緣程度。中國周朝的五服制，對邊疆區域相對于中心區域的弱權利義務性有著非常形象的說明。按照《國語·周語》的記載，天下被分為五服，由王都向外每五百里為一服，為甸服、侯服、賓服、要服和荒服，各服向天子的貢獻，分別以日祭、月祀、季享、年貢及一世一朝的頻次展開。如果各服諸侯不按制履行貢獻的職責，天子應首先反省自己的德行、政令、禮樂教化是否不足。如果沒有不足，則針對不同的情況和區域，實施法律懲戒、派兵討伐、調遣諸侯征討、派遣使者譴責或者通過文書進行曉諭性的處罰。這意味著處于邊疆地區的要服、荒服等地，哪怕違制也只會受到使者或文書的責難，天子的權力影響較弱。邊疆地區或邊緣地帶這樣的位置，固然獲得來自權力中心的公益產品相對較少，但在安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的束縛也相對較少，有充足的戰略自由度來推進突破或顛覆性創新。

　　歷史上不乏居于邊緣而取得重大創獲的事例。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從某種意義上看，這反映的是個人處于邊緣位置后迸發出的奪目創造力。至于國家或地區的興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而讓趙國躋身七雄之列，元之代宋、清之繼明，四百多年前不堪英國國教迫害而出走的清教徒建設起來的當今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四十多年前從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化現代大都市的深圳，都是邊疆或邊緣地帶在創新中崛起的事例。

　　邊疆或邊緣地帶可能在技術或制度等方面產生突破或顛覆式創新，除了權力中心影響較小，沖破“傳統智慧”、刻板規則的戰略自由度相對較大之外，還有一些其他機制。第一，邊疆或邊緣地帶往往是各方力量折中沖突較為緊張的區域，而適度的沖突在促進創新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二，邊疆與本國其他地區或周邊國家或地區的關系都屬于“弱關系”，這種多維的“弱關系”能夠給邊疆帶來更多異質性信息和資源，從而有利于創新。第三，邊疆地區可能得到一些特殊的創新支持政策。一般來說，邊疆地區遠離知識經濟的核心，既沒有必要的渠道，也沒有適當的條件來開發和激活創新。在自然狀態下，這些地區幾乎沒有可能面對全球最佳實踐，這反過來又阻礙了技術進步。鑒此，中心地區一般難以給予邊疆地區太多物質支持，加之邊疆地區的經濟重要性有限，中心地區能夠給予一些突破性的政策，支持邊疆地區的制度和技術創新。一旦邊疆地區的企業利用政策，抓住了經濟全球化的機會，在高度專業化的產業所產生的利基市場中站穩腳跟，就可能得到非常迅速的增長。

　　（三）關于安全脆弱性及其識別的討論

　　盡管如此，邊疆地區或邊緣地帶具有較大的脆弱性，如果不能為創新和增長創造穩定的條件和環境，創新就難以實現或不可持續。按照前面的權力分析框架，確保邊疆或邊緣地區安全穩定創新環境的重要條件是實現有機權力結構，避免出現軟硬權力的錯配。

　　中心對邊緣或邊疆的硬權力，主要由中心向邊緣或邊疆提供安全類公共產品和發展類公共產品實現，其中安全類公共產品能夠使相關區域的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得到相對充分的保障，并且提供穩定的經濟社會環境。一般來說，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國，其國內的安全類公共產品供給都相對充足。發展類公共產品主要是促進經濟增長的理念、政策、知識和基礎設施等，這類公共產品在中心國和邊緣國的中心區供給相對充足。哪怕是世界體系中相對處于邊緣地帶國家的中心城市，只要存在正常的國際交流渠道，匯聚在這些區域的機構和民眾在知識網絡上與國際主流都能得到相當程度的接軌。 值得注意的是，發展類公共產品強度大，往往意味著對既有發展模式存在較強的“路徑依賴”，這對相關地區增長方式的創新（特別是顛覆性創新）可能存在較強的抑制效應。

　　中心對邊緣或邊疆的軟權力，主要由邊緣或邊疆向中心開展的關系專用性投資進行度量。誘致邊緣或邊疆開展關系專用性投資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柔遠型關系專用性投資，中心專注于“干好自己的事”，按照符合道義的規范行事，通過率先垂范式的影響，讓邊緣或邊疆區域主動接受中心區域的規范、規則等，開展向中心區域“靠攏”的關系專用性投資。這種模式與中國歷史上“懷柔遠人”的行為方式相類似。第二種是蠱惑型關系專用性投資，即在特定行為體（往往并非所在區域中心國家或區域）主動投入資源進行觀念操縱（“洗腦”）造成認同扭曲的條件下，在邊緣或邊疆區域開展的親近趨向特定行為體，或疏遠背離所在地區中心國家或區域的關系專用性投資。這類投資如果強度較大可能會產生明顯效果，將消減邊緣或邊疆地帶對所處地區的中心區域的歷史或文化認同。

　　按照不同種類或方式的軟硬權力的強弱，可以將世界體系分為四個區域。一是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國的中心區。在這一區域，安全類公共產品、發展類公共產品及關系專用性投資的強度都較大，經濟社會比較穩定，國家自信度高，但增長或發展方式因循守舊、創新不足，可被稱為“守成區”。二是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國的邊疆區。這一區域來自中心區的安全類公共產品強度較大，維持經濟社會穩定的力量相對充足；同時，發展類公共產品強度較低，制約發展方式的條條框框較少，如果改革意識和政策到位，有機會產生發展模式或技術領域的重大乃至顛覆性創新。不過，關系專用性投資如果存在外部勢力強力有效的蠱惑或扭曲，其對本國中心區的認同可能會被削弱，此時即便是在高強度安全類公共產品的維持下，沒有發生嚴重的社會動蕩，也可能存在較大的區域脆弱性，一旦國內外出現復雜嚴峻的形勢，邊疆區的向心力削弱、“一心一意謀發展”的心氣就會不足。三是世界體系中的邊緣國的中心區。這一區域的安全類公共產品一定程度上依靠中心國家的“溢出”，所以相對較弱。發展類公共產品通常與中心國對接而相對較強，這也削弱了自身的創新潛力。關系專用性投資則相對較強，但投資對象通常是所在地區或全球的其他中心國家，帶有較強的“依附區”色彩。四是世界體系中的邊緣國的邊疆區。這一區域的安全類公共產品和發展類公共產品強度都相對較弱，經濟社會較不穩定，缺乏明確的發展模式，增長波動性較大，關系專用性投資受到比較嚴重的干擾而缺乏方向性，可能成為世界體系中的“脆弱區”。

　　總之，如果支持改革的主客觀條件具備，中心國的邊疆區更容易產生“逆轉世界經濟潛在增長率節節下行的態勢，創造出更大規模的全球生產力”的革命性創新。但要特別注意安全類公共產品的有效投入，以及關系專用性投資的走向，避免自身演變為“脆弱區”，或者被其他邊緣國邊疆區等“脆弱區”出現的重大動蕩“外溢”沖擊或裹挾。為此，有必要尋找能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預警關系專用性投資走向或軟權力（尤其是蠱惑型關系專用性投資所表達的軟權力）變化趨勢的先行指標。

　　我們可以用烏克蘭從主要經濟體進口文化產品占比來衡量其受到其他經濟體軟權力的影響程度。2000年之前，歐洲、美國和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影響相差不大。進入21世紀以后至2014年之前，美國的影響力下降，歐洲和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影響都相對較大，多數時期俄羅斯的影響略高，而烏克蘭在國際金融危機對其造成物質匱乏的極大痛楚期間，其對歐洲的精神文化依賴有著明顯上升。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歐洲對烏克蘭的軟權力持續上升而俄羅斯則持續下降，2014年之后，歐洲對烏克蘭的軟權力超過俄羅斯并持續保持明顯差距。特別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烏克蘭自美國進口的文化產品占比由上一年的2.2%驟然攀升至74.5%。對比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 Comtrade）中印刷品類產品進口情況，亦可發現2019年、2020年和2021年烏克蘭從美國進口的這類產品價值占比分別為2.6%、78.5%和79.8%。這意味著不能排除烏克蘭危機發生前兩年，美國通過印刷品等文化渠道的蠱惑式關系專用性投資行動，對烏克蘭開展了密集的、高強度的思想武裝、精神動員與情緒“拱火”的可能性。

　　因此，處于邊緣地帶的烏克蘭成為大國博弈的悲劇之地，從其軟硬權力的錯配格局上已經早現端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硬權力影響長期相對較高，哪怕在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后有所下降，但仍能與歐洲大致相當；歐洲對烏克蘭的軟權力一直較高，且在2014年之后顯著高于俄羅斯。烏克蘭在物質或經濟基礎方面始終與俄羅斯糾結在一起，但精神或上層建筑方面越來越傾歐遠俄，加上近年可能遭遇了美國高強度的思想蠱惑與操弄鼓動，可知其動蕩不僅有著復雜的歷史經緯，更有深刻的現實國際政治經濟邏輯。這也從反面印證了在邊疆或邊緣地區治理中，確保軟權力和硬權力在大方向上的一致性，保持有機而非機械的權力結構，事關技術或制度創新能否有著安全穩定的保障，這是安邊治邊興邊諸項任務的重中之重。

　　結語 

　　當今世界，全球化出現了由經濟全球化轉向安全全球化的趨勢，并存在進一步向“全球安全困境”坍縮的跡象。但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想人為切斷各國經濟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拯救全球化的根本之道在于通過突破性創新驅動的技術進步，將趨于疲弱的世界經濟扭轉至相對高速的增長軌道。在此之前，加強大國共同應對持久而迫切的外部威脅的合作、完善國際權力結構、限制大國對強制性力量的使用等舉措，可以為創新驅動技術進步并轉化為新的巨大生產力爭取一個較長時間的安全和穩定的環境。邊疆或邊緣地區具有打破常規、出現制度及科技等方面突破性創新的有利條件，但也存在特有的脆弱性。對一國而言，除應針對邊疆地區出臺大興創新之風的鼓勵政策外，還應當加強對其所承受的硬權力及軟權力影響情況的監測和研判，在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同時，須臾不可放松在軟權力上的引致性投資，增強邊疆地區的向心力，為其發揮富有活力的突破性創新潛力創造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