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七次峰會上指出：“糧食、能源安全是全球發展領域最緊迫的挑戰。當前危機根源不是生產和需求問題，而是供應鏈出了問題，國際合作受到干擾?！痹谌驓夂蜃兓?、大國戰略競爭和能源市場波動等三重沖擊下，全球能源治理愈發重要。盡管如此，源于治理主體多元化發展、治理架構扭曲化設置及治理邏輯安全化態勢，全球能源治理困境非但沒有緩解，反而持續加劇。

全球能源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發展 

　　全球能源治理困境，首先源于治理主體多元化發展，涵蓋生產方、消費方和中間方的整個行為體光譜。

　　全球能源生產方又可分為兩類，即生產國與生產商。生產國的多元化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隨勘探技術發展而來的生產國多元化發展，如東非地區的烏干達、肯尼亞、坦桑尼亞等國近年來均發現大量油氣儲藏；二是隨能源轉型而來的生產國多元化發展，如烏克蘭危機背景下歐盟的能源轉型賦予北非各國重大動力以發展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生產國的多元化，因儲量或生產能力、消費模式變化而變得更加復雜：傳統化石能源隨開采而減少，而可再生能源則可能隨技術發展而增長，由此而來的各生產國相對戰略地位變化，為全球能源治理添加了重大變數。

　　生產商的多元化是國際權勢轉移的重要后果之一。長期以來，全球能源生產主要為少數美歐跨國公司所主導，如?？松梨?、殼牌、雪佛龍、道達爾、英國石油公司（BP）、康菲石油等。但隨著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來自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能源生產商地位持續上升。在2022年的福布斯全球企業前300強中，有24家能源生產商上榜，其中G7國家占一半（12家），而來自金磚國家的也多達9家。

　　相對生產方多元化的復雜性，消費方和中間方的多元化態勢一目了然。消費方的多元化同樣是國際權勢轉移的后果。根據BP統計，非OECD成員國的初級能源消耗量自1972年起超過OECD成員國，到2020年已是后者的近4倍；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中國和印度。

　　隨著能源運輸通道安全重要性的凸顯，中間方正變得愈益重要，紅海兩岸國家、馬六甲海峽沿線國家及緬甸、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都是典型。需要強調的，中間方的多元化態勢根本上是生產方和消費方多元化的復合結果，盡管它為全球能源治理添加了額外的復雜性和不確定因素。

全球能源治理架構的扭曲化設置 

　　治理主體多元化發展有助于促進全球能源治理的民主化，但更大可能是誘發治理碎片化，特別是治理架構的扭曲化發展。治理主體多元化也意味著利益多元化，其制度后果是治理碎片化和分散化。例如，根據一項研究，全球9大主要的能源治理機制，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區別（表1），使得全球能源治理缺乏系統性和邏輯性。

　　全球能源治理的碎片化和分散化為美歐通過各種手段控制治理架構提供了可能。今天的全球能源治理所遵循的邏輯既非供應方主導也非消費方主導，更不是中間方主導，而是美歐少數大國主導，其基本邏輯來自兩個角度。

　　從傳統能源治理角度，美歐基于地緣政治邏輯，將全球能源治理機構打造成為一個排他性的俱樂部，其典型是國際能源機構（IEA）。順應治理主體多元化發展，美歐允許IEA從16個創始成員國擴容至31個正式成員國。盡管如此，IEA卻將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中國、主要的天然氣出口國俄羅斯及其他新興經濟體排除在外，這一扭曲安排賦予美歐壟斷能源治理的特權。

　　從全球能源轉型角度，美歐借助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新興議題開辟新的競技場，緩解新興大國在傳統能源治理領域的潛在挑戰。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還是拜登上臺后立即重返并積極推進清潔能源革命，其實質都是維護和延續美國的能源霸權。更重要的是，美國還想方設法搶占對全球能源轉型至關重要的戰略性礦產，試圖阻斷其他國家實現“彎道超車”的可能。為緩解美國惡劣戰略意圖的消極影響，聯合國推出了“公正能源轉型伙伴關系”（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s），但其有效性仍有待觀察。

全球能源治理邏輯的安全化態勢 

　　受大國戰略競爭加劇影響，當今全球能源治理面臨的最大困境是，安全化邏輯日益占據主導地位，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一是地緣政治競爭主導全球能源治理。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地緣政治對全球能源治理的滲透塑造了新型的能源地緣政治。例如，美歐長期對伊朗實施制裁，阻止其參與全球能源治理。又如，2022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后，歐洲國家不顧國內民生，與美國聯手對俄羅斯實施石油禁運。再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是全球能源市場最為重要的機構之一，但卡塔爾2019年出于地緣政治原因退出，使其影響力大打折扣。很大程度上，能源地緣政治使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7所強調的“可負擔”“清潔”等主張變得空洞。

　　二是科技競爭主導全球能源轉型。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都是尋找新的能源以提高生產力，推動了從手工勞動力到蒸汽動力再到電力的發展。在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的當下，新能源尋找同樣重要，因其決定著未來國際體系的主導權。正是基于上述邏輯，美國《2020能源法案》或歐盟《戰略能源技術規劃》（SET-Plan）可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瞄準全球能源轉型的背后，實則劍指更為長期的能源治理霸權。

　　三是貿易競爭主導傳統能源治理。全球科技革命尚未全面突破的背景下，傳統能源治理仍是國際權勢斗爭的重點。美歐圍繞傳統能源治理全面展開貿易競爭：一是定價權競爭，最為典型的體現是，美國通過《反石油生產和出口壟斷組織法案》加大對油氣定價權的爭奪力度；二是出口市場競爭，最為典型地體現為，美歐設法限制可再生能源生產國對國際能源市場的塑造能力。需要強調的是，貿易競爭也服務于全球能源轉型主導權的競爭?！禕P世界能源展望（2020版）》預測，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Rwnewables）在全球能源結構中占比將提升至近50%，將正式超過“能源老三樣”的總和。因為，到2050年，關鍵性可再生能源資源、礦物和低碳氫等在全球能源貿易中的份額可能增加1倍。

中國的潛在貢獻 

　　從國內發展角度看，我國能源資源稟賦明顯不足；從全球可持續發展角度看，既有全球能源治理體系急需全面改革。因此，從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角度，中國可為全球能源治理體系變革作出如下貢獻：

　　第一，推動自身平穩有序的能源轉型，是“改變自身、影響世界”的關鍵基礎。盡管美歐設法主導全球能源轉型方向并全力搶奪關鍵性戰略礦產，但中國仍需在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的同時，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作為重要的能源消費方，中國自身平穩有序的能源轉型不僅可為世界各國提供示范，更可為聯合國“公正能源轉型伙伴關系”貢獻力量。

　　第二，加快建設“石油人民幣”機制，是緩解全球能源治理架構的扭曲性和剝削性的重要前提。自20世紀70年代初“石油美元”制度建立以來，美國掌握了主導全球能源治理體系的密鑰，并使對石油生產國的剝削變得合理和順利。中國與海灣產油國達成油氣交易人民幣結算安排，可有效推動全球能源價格的市場化，極大降低美國對產油國的控制和剝削水平，推動全球能源治理體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第三，持續推進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是實現“公正能源轉型伙伴關系”的有效舉措。習近平主席曾多次倡議探討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推動實現綠色低碳發展。全球能源互聯網的網絡狀平等邏輯，與美歐主導全球能源治理的霸權等級制邏輯存在根本性區別。全球能源互聯網可以成為聯合國“公正能源轉型伙伴關系”的先行先試典范。

　　（趙暢，云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云南財經大學講師；張春，云南大學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