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的競爭與合作日益成為國家間互動的核心內容之一，它被視為影響國家實力對比、安全環境和對外行為的重要變量。大國對促進科技發展和保持科技優勢的追求，促使科技要素與安全議題的關聯度顯著提高。將科技看作存在于各領域的“安全透鏡”，根據資源和知識兩要素的分享程度來界定不同行為體間的“科技—安全”互動，嘗試發展出一種兼顧科技發展特征和各領域具體互動的整體框架，可以發現行為體之間在科技領域構成對抗、競爭或形成有限共享的合作關系。究其原因，領域的具體特征和特定領域的科技實力對比導致了領域的安全化以及行為體間科技互動的形成，美日20世紀80年代的芯片戰和中法渦軸-16航空發動機研發合作分別是競爭型科技互動與合作型科技互動兩種類型的典型案例?？萍嫉陌l展更新也會使行為體間的互動類型呈現一定變化，出現一種“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趨勢，國際空間站的技術進步及其民用轉向促使美蘇（俄）在該領域的長期合作可以驗證這一趨勢。

　　關鍵詞：科技—安全；安全化；去安全化；安全透鏡；科技互動關系

　　作者簡介：楊娜，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程弘毅，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2021年6月8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除關注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科技發展外，以中國為主要競爭對象、對中國采取各種遏制與制裁措施，也是該法案的主要目標與內容。隨著主要大國特別是中美在數字技術等領域的競爭逐漸加劇，科技競爭和科技安全的議題及其研究日漸增多。既有研究的一個共識是，科學技術已經成為影響行為體間力量對比、彼此關系和對外行為的重要變量。由此形成的趨勢則是各國爭相在多項科學技術上尋求優勢地位，并形成特定的戰略、政策，國家間的科技競爭愈發凸顯，科技發展和科技優勢開始被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加以考量。由此帶來的困惑是，科技廣泛存在于數字數據（digital data）、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等各個領域中，但是為何一些領域多表現為科技合作，而有些領域卻充斥著科技競爭的情況？如何思考科技這一要素在安全議題中的位置？行為體將科技納入安全范疇的邏輯是什么？以上是本項研究關注并試圖解決的問題。通過對安全化理論的借鑒和延伸，本文將科技視為可應用于普遍領域的“安全透鏡”，而非一個特定的安全領域，并且嘗試構建一個“從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分析框架。文章從知識和資源兩大要素出發，考察行為體間基于科技因素形成的各類關系，并探究這些關系產生及變化的原因。

　　科技影響國際關系：文獻回顧

　　為了回答本文的研究問題，我們需要明確科技是如何影響國際關系的。此外，為何科技要素會與安全議題產生關聯，其在安全議題中的定位是什么樣的，既有研究對這些問題已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回答。

 ?。ㄒ唬┛萍紝H關系的影響：權力政治路徑

　　科技日漸成為影響國際事務和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評估科技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定位，將其納入已有的研究框架和解釋路徑，一個典型方式是從權力政治的角度出發。就科技對權力的作用與影響而言，一個觀點是科技能夠塑造國家利益和國際權力的內容，科技進步則會改變權力爭奪的重點。一些研究將科學技術涉及的權力類型進行了區分，或曰制度、技術、規范， 或曰物質、制度、觀念， 并且對科技作用于國家實力地位和國際權力格局的維度進行了更加具體的拆分和解讀，反映了科技對權力政治的綜合、多元影響。第四次科技革命使得一國的權力和地位更加需要科技力量的加持，科技已經成為地緣政治中的重要因素和互動領域。

　　此外，科技發展會帶來權力與權威的轉移。以信息與通信技術為例，私營實體在資源數量和影響范圍上甚至要更勝主權國家一籌。阿桑奇、斯諾登等事件表明，訪問大型數據的個人、企業和公共機構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影響力。這也反映出科技對權力內涵的改變和延伸：傳統的主權、軟實力、硬實力或話語權等概念難以囊括由科技發展而產生的新型權力領域。網絡空間等源自科技發展的新領域，豐富了國家權力的內涵和地緣政治博弈的形式，使得科技因素愈發成為大國互動的焦點。結合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時代背景，大國技術權力競爭也將超越傳統的地緣限制，形成更加復雜、融合的競爭領域。

　　當然，科技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不僅是豐富了權力的內涵以及改變了權力互動的關系，例如核武器的產生帶來了不擴散核武器的共識，科技發展自然會帶來國際規范的變化與更新。 同時，科技發展能夠帶來世界政治基本運作方式的變化以及世界政治思潮的改變，“技術的革命導致生產力的飛躍，從而決定性地改變了世界歷史和世界政治的面貌”。 這些觀點與權力政治的路徑并不矛盾，體現出科技與權力之間聯系的基礎性作用，正是由于對國家實力的影響和對權力運作的改變，科學技術才能影響規范、思潮等國際關系中的重要變量。

　　（二）從權力到安全：科技影響下的對外政策

　　由于科技對國家實力的巨大影響和顯著的權力效應，各國將促進科技進步、維持科技優勢視為國家對外政策的重要一環，甚至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這又會與其他國家的科技戰略產生互動，由此引發國家間的科技合作與競爭，使得科技要素開始與安全議題相關聯。核技術的應用與控制可以說是科技影響國家對外政策的經典事例。由于核技術在軍事和民用兩方面的巨大效能，各國既需要解決核武器擴散帶來的威脅，也需要協調各國的民用核能開發，以實現核技術與核資源的充分利用。從巴魯克計劃到國際原子能機構成立再到《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核技術的發展和使用貫穿冷戰始終，至今仍是影響大國關系的重要因素。米里亞姆·鄧恩·卡韋爾蒂（Myriam Dunn Cavelty）探究了網絡空間被建構為國家安全重要議題的過程：從網絡犯罪活動到針對特定對象的網絡戰爭，網絡安全包含了各種威脅，有著不同乃至相互沖突的表述和處理方式。這些威脅和風險之所以能聯系在一起，是因為政府內外的眾多行為體將其進行了安全化的話語處理，以“病毒”“蠕蟲”等生物上的特定語言來形容惡意軟件，用“黑客”來形容無實體的犯罪分子以及強調關鍵基礎設施和網絡子結構之間的復雜關系與脆弱性，這三種表述體現了對網絡空間威脅的安全化，進而與國家安全相關聯。有的研究則是關注科技進步對生物安全的影響。生物科技的發展使得人類更有能力將自身意圖施加于生態系統中，不僅產生了新的生物安全威脅形態，也帶來安全主體多元性、演變機理復雜性等新特征。

　　大量研究關注當下各國進行科技競爭的具體政策。薩姆·薩克斯（Samm Sacks）提出美國應以“小院高墻”（small yard high fence）的形式進行對華科技競爭，即對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的領域進行封鎖和限制，而在其他領域仍與外界保持聯系，以此保證科技互動的開放性，增強美國的全球技術領導地位和競爭力。 這已成為目前拜登政府科技競爭戰略的主要特征。 科技因素作用于國家對外政策的另一表征在于國家間組建的“技術聯盟”。面對主要競爭對手在科學技術方面對自身的挑戰，一個應對方式便是組建相應的技術聯盟，聯合其他國家對競爭對手形成技術遏制、停止技術交流，從而維持本國對科學技術的獨占和優勢地位。

　　（三）競爭之外：科技互動的復雜性

　　科技對國家實力和安全的影響并不一定會導致國家間的競爭，科技合作同樣常見。埃里克·普雷姆（Erich Prem）總結不同行為主體選擇開展國際技術合作的動機，其中對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提升國家競爭力、開展國際援助、吸引資本和人力資源是主要的合作因素。 對金磚國家間科技合作的研究發現，五國科技合作的程度仍較為有限，相近的地理位置、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原因是驅動這些國家開展科技合作的要素，應當采取政策促進這種合作。國家間的科技競爭與科技合作同樣適用于相對收益和絕對收益的分析邏輯，約翰尼斯·烏佩萊寧（Johannes Urpelainen）認為共同利益、互利是進行國際科技合作的重要前提，能夠提升各國的創新潛力。為了保證合作的有效進行，需要關注政府的可信承諾、公平的競爭環境以及對違背合作行為的懲罰。重大國際問題能夠作為外部因素促進國際科技合作，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促進了有關疫情防控的國際科技合作。

　　國家間的科技互動具有復雜性特征?？萍蓟又屑却嬖趩我坏幕宇愋?，也會因領域不同呈現出不同的互動行為。冷戰期間，美蘇科技競爭覆蓋核技術、太空技術、常規軍事武器技術等各領域；而中美在數字、太空、國防等領域進行科技競爭的同時，在生命科學、能源等領域則存在廣闊的合作前景。有研究發現，就技術領域而言，如果一國在某一領域的技術發展水平較高，則其進行該領域技術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 甚至在同一領域內，科技發展的復雜性也會使國家間的科技互動受到影響。以核技術為例，在與蘇聯展開競爭的同時，美國對其盟友亦有所保留。根據相關研究，除實施核壟斷政策外，作為首個擁有核武器和技術優勢的國家，美國還采取了約束國際范圍內原子能使用的政策，即倡議組建國際機構來管控各國的核能開發；但是美國提出的各種政策，都嚴重阻礙了美國及其盟友英國間的核能合作。 美國的矛盾之處在于，為了維持核壟斷地位需要限制英國的核發展，但與其在核原料領域的合作又不可或缺，因此雙方只能開展有限的核合作；由于淺層合作不能滿足英國的需求，兩國在戰后初期的核關系并不緊密。

　　綜上所述，科技要素與安全議題產生了高度關聯，被視為改變國家間實力對比和影響國家安全環境的重要變量。將科學技術擺在安全政策顯要位置的同時，相關研究表現出兩種傾向：一種是將科技視為一個單一因素或變量，納入對國家戰略和世界政治的考察之中；另一種則是分為具體的領域，將科技進步視為大的背景或動力機制，以此分析領域內新的安全態勢與動向。兩種視角下的既有研究都對科技進步所產生的安全影響作出了巨大貢獻。由此帶來的思考是：在已有的考察中，科技或作為一個整體性動力作用于各個領域，或本身即為國際安全的一個重要領域，兩者背后的邏輯根源并不矛盾，均為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力量對比格局與權力互動形式的改變。因此，能否將這兩種視角進行整合，將“科技—安全”互動進行更加完整的處理，或許能更好地總結已有成果，啟發未來的研究。此外，科技關系的復雜性對于我們的啟示在于：如何更好地錨定行為體間的科技互動狀態以及如何反映互動類型的變化。對于以上問題的回應需要更加準確的評價指標。因此，本文試圖發展出一種兼顧科學技術整體發展特征和各領域具體互動的整體框架，在這一框架下，科技是各領域安全關系演進的起始動力。在不同領域，各行為體會根據具體的情形形成不同的互動類型，而科技發展的共性特征又會作用于這些領域，使各領域的互動在一定范圍內發生變動。

　　分析框架：作為“安全透鏡”的科技要素

　　是將科技與政治、經濟等要素并列，還是將其視為各領域關系發生變動的“催化劑”，需要考察現實中科技競爭的實際情況?？萍几偁幍膶嵸|還是在更加具體的領域展開競爭，之所以強調科技的重要性，是因為科技帶來的生產效率、經濟效應、毀傷作用等對國家安全產生了重大影響。美國對華科技戰略的調整即說明，科技上的全方位圍堵與“脫鉤”，其收益很可能不如合作與競爭并存的互動方式。在一些領域內，國家間的合作更有利于科技的進步與成果轉化。那么如何將科技要素與具體領域相結合，進而考察科技的安全效應，我們可以借鑒安全化理論的相關成果。

　　（一）安全化視角下的科技安全

　　哥本哈根學派以建構主義為基本視角進行研究，認為某項議題成為安全議題，是因為這樣會極大提升該議題的優先性，從而能以國家安全的名義獲取、占有相關資源。一個議題被成功安全化，需要形成足夠的共識，“成功的安全化不但由安全化施動者決定，而且由安全‘言語—行為’的聽眾決定，即這些聽眾是否接受對一種共有價值造成‘存在性威脅’的說法”。 從這個角度來說，科技顯然是一個能夠進行并實現安全化的要素，由于科技對國家實力和相應權力的影響，其對國家生存安全的意義日漸顯著，越來越多的科技問題被眾多國家提升到國家安全層面。但并不是所有科技議題都可以被安全化。如前所述，科技競爭并不意味著安全領域的緊張關系，更符合現實情況的理解是因為科技發展導致的特定領域競爭。從安全化的定義來看，“安全化是一種話語進程，在這個進程中，一個主體間理解在政治共同體內部得以建構起來，這種理解把某事物看作對其指涉對象的一種生存威脅，并由此得以要求為處理該威脅而采取緊急和特別的措施?！?顯然，仍有大量領域的科技發展沒有被視為是對行為體的生存威脅。因此，相對于把科技議題視為安全化對象的做法，將其理解為導致一些議題被安全化的動因或許更加符合現實情況。

　　巴里·布贊（Barry Buzan）等人將安全議題分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五大領域。仍以這種角度考察當下的科技競爭現象和科技安全問題，我們可以發現，科技競爭的實質還是若干基礎領域內的競爭，科技的作用在于為安全化提供一個起始動力。其基本邏輯在于：一國在某一領域的科技進步使其生存環境、實力地位等構成國家安全的基本要素發生變化，該領域的科技隨之被提升到國家安全高度，于是國家采取特定的國家戰略和政策手段來維持科技優勢和促進科技發展。由此，我們可以大致理解科技與安全的關系以及科技安全問題的由來。

　　（二）科技的“透鏡效應”與議題安全化的演進

　　科技能夠使某一領域、某一議題產生安全化，使其被視為與國家生存和地位息息相關的重大問題，甚至導致特定范圍內國家間互動的沖突加劇、關系緊張。布贊等人在闡釋地區安全共同體的概念時，曾使用“安全透鏡”的表述：“安全復合體是通過安全透鏡看到的地區?！?這即從安全關系的角度來審視國家或其他單位之間的聯系。該表述可用于形容科技對安全議題形成的作用：當某一領域的科學技術迎來巨大突破和飛速提升，且會對國家生存和人類生活造成重大影響時，國家便傾向于以特定的政策手段和互動方式關注這一領域、提升自身的科技實力，從而實現這一領域的安全化，也即“安全透鏡”效應的發生。美蘇太空競賽的發端便體現了這種“安全透鏡”效應：隨著人類對外空場域的認識和探索的逐步深入，在太空進行偵察、通信和軍事打擊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想象。當蘇聯于1957年發射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時，美國旋即加大了對航天技術研究和太空探索活動的投入，以致后世以“斯普特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一詞來描述當一國意識到其技術領先地位受到威脅或挑戰，并且必須努力追趕的場景。因此，將科技視作存在于各領域中的“安全透鏡”而非一個安全議題的基本領域，或許更能夠反映科技在安全議題中的位置。

　　科學技術與特定領域的結合，或對人類生存生活產生深遠影響，或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或是帶來軍事上的毀傷效能，從而提升行為體對科技的重視，進而將其安全化。其具體措施在于，提升某一領域相關技術的保密等級，停止其擴散和傳播。而科學技術轉為現實生產力的“變現”過程，離不開兩大要素：資源和知識。因此科技安全化的過程，就是阻礙相應資源與知識擴散傳播的過程。在將科技安全化的內涵進行具像化之后，我們還需要對現實中各行為體的相關安全關系進行辨析和區分。我們同樣可以根據資源和知識兩要素的分享程度界定不同行為體間的“科技—安全”互動：如果存在兩要素的完全共享，可以認為行為體之間是一種非安全化的科技互動關系；如果兩要素完全封鎖，則行為體之間是一種對抗關系。當然，完全的共享和封鎖都是較為理想化的狀態，符合當今國際政治現實的互動類型有哪些，還需要考察影響“安全透鏡”效應產生、科技互動模式形成的具體變量。

　　哪些因素導致了領域的安全化和行為體間科技互動的形成？首先，針對“安全透鏡”效應的形成，一個領域是否會因科技進步導致其被安全化，主要取決于該領域的自身特征。相比于其他領域，諸如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戰略性、前沿性領域更可能會出現“安全透鏡”效應。此外，國防領域的敏感性、壟斷行業的暴利性等較為封閉的領域所具有的特征會使這些領域更趨向安全化。其次，有關安全化下不同互動類型的產生，既有研究多從地緣政治關系等角度進行解釋。但在一些情況下，行為體間關系的親疏遠近或許并不是主要的影響因素。僅以美國的科技政策為例，其同樣有針對日本、歐洲的科技競爭戰略。除非是美蘇般的全面對抗進而形成科技間的對抗關系，一般情況下，知識的傳播和相關產業的擴展體現出的交流互通才是科技發展的主流。競爭和合作之分，更多取決于行為體在特定領域的科技實力對比。如果雙方的實力差距很小，則更容易形成科技競爭；如果實力差距不足以影響國家安全和權力地位，那么科技合作是更可能的。

　　結合現實經驗，我們可以從科技實力的角度思考各類科技互動關系：當領域內沒有形成絕對的科技優勢時，各行為體競相搶占最新的知識和稀缺的資源，這便是一種競爭關系；此外，也存在兩種要素共享其一，或均進行有限共享的合作關系。而當領域內存在擁有絕對優勢的霸權國時，出于自身利益、地位和聲譽的考慮，霸權國主動進行技術支援或繼續限制要素開放，都是可能出現的行為。同樣以美國為例，其在對盟國進行常規武器出售和聯合研發的同時，戰略武器和前沿技術的開發相對封閉。因此本文更多關注科技霸權國之外的行為體，認為在安全化的領域內，科技實力差距會創造一定的合作空間，促使行為體開展合作、共同追趕霸權國。由此，通過領域特征與科技實力對比，本文構建了分析“安全透鏡”效應和國家間科技互動類型的因果鏈條：特定領域的自身特征決定了相關科技的進步是否會帶來這一領域的安全化，而在安全化產生后，領域內各行為體間的互動模式則取決于彼此的科技實力對比。在一個已經安全化的領域內，當雙方科技水平較為接近時，競爭的可能性要大于合作；而當雙方科技水平存在差異時，進行合作反而成為可能。

　　科技僅能導致安全化嗎？這種路徑是否可逆，如何實現去安全化的效果，同樣值得探討。去安全化即指“政治共同體淡化或不再把某事物看作對其指涉對象的一種生存威脅，并減少或停止要求為處理該威脅而采取緊急和特別措施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是直接的話語進程，表現為淡化對形勢的界定；該過程更經常以間接方式出現，表現為政策取向的關注焦點轉向其他問題，從而減少對先前安全化問題的相對關注”。結合科技發展的特點與相應的國家戰略來看，科技的發展更新會使行為體間的互動類型發生變化，呈現出“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趨勢。這種趨勢產生的原因需要具體討論：一是科技領先國將精力放在繼續發展新的科學技術，而不是維持既有科技的領先優勢，畢竟在他國努力打破科技壟斷的情況下，這種科技屏障帶來的收益是遞減的。二是在技術優勢的既有事實下，開放資源或知識或許能夠帶來更大的收益（如經濟利益、國際聲譽），這都使得某個特定領域的去安全化成為可能。因此需要考察除科技領先國外其他國家在資源和知識兩個方面的情況，如果同時擁有資源和知識，則去安全化就可能已經成為事實。當然需要說明，結合領域特征這一因素看，特別是對于戰略性和突破性技術而言，“去安全化”只是一種理想狀態，但其趨勢在邏輯上是可能的，需要進行實證考察來驗證這種推斷。

　　（三）案例研究提要

　　如前所述，科技對抗意味著全領域的科技要素封鎖，這種情況或是行為體間出于戰爭等極端對抗狀態，或如美蘇冷戰般涉及大國權力斗爭和意識形態對抗，此類對抗型科技互動是較為容易理解的，故本文主要考察另外兩種互動模式。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有諸多要素可以影響行為體間的科技互動，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理論假設難以將全部要素納入其中，故而試圖在傳統的解釋路徑基礎上補充新的視角，豐富對科技和安全議題的研究。這里選擇美日在20世紀80年代的半導體產業競爭、中法兩國在渦軸-16航空發動機研制上的合作、美蘇（俄）在空間站領域由競爭到合作的發展歷程為案例進行實證研究。通過對案例的考察和闡釋，可以表明相應科技的發展演進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等基礎領域，且對國家安全產生重要影響，反映出這些技術的戰略性和前沿性，也是其成功安全化的重要前提。檢驗理論框架只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更主要的目的是展示科技要素的“安全透鏡”效應，以及行為體科技互動形成的新可能。

　　安全化下的科技競爭與合作

　　科技的進步會提升某一領域在國家安全和實力中的相應地位，進而改變該領域內國家與其他行為體的互動方式。我們同樣可以用合作、競爭、對抗來劃定科技互動的三種類型，本部分即對前兩種類型的實證案例進行檢驗。

　　（一）安全化與競爭型科技互動

　　這里選取的競爭型科技互動案例為美日在20世紀80年代的半導體產業競爭。行為體間的傳統關系態勢對安全化及科技互動雖有影響，但互動形態的最終形成，更取決于科技實力的比較與相應領域的具體特征。為何具有盟友關系的美日仍會形成半導體產業的科技競爭，上述兩個因素可以提供一定的解釋。

　　1.半導體產業及相關科技的安全化

　　半導體產業和相關科技隨著早期計算機的研發而興起，為無數其他產品提供了數據存儲和通信能力，包括移動電話、游戲系統、飛機航空電子設備、工業機械、軍事設備和武器。半導體產業與芯片科技能被安全化，與其自身的領域特征相關。首先，半導體與集成電路科技具有軍事應用效能。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用于探測岸上船只、引導探照燈和高射炮的陸基設備均屬相關研發的范疇。專用集成電路能夠廣泛應用于雷達、戰斗機和導彈制導裝置中，因此作為集成電路核心組件的芯片自然擁有極高的軍事安全意義。其次，半導體行業蘊含巨大的經濟利益。美國半導體行業在1989年的產值為250億美元，就業人數則不到20萬，是一個典型的高科技研發密集型行業。由于半導體使幾乎所有的工業活動成為可能，相當數量的政策制定者據此認為美國在半導體技術和制造方面的實力對于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利益至關重要。 因此，半導體產業自身的領域特征使其能夠被充分的安全化，并被納入國家安全戰略中。 美日雙方特別是美國應對“芯片戰”的舉措即體現了這一路徑。

　　2. 半導體產業的美日競爭性互動及其影響因素

　　20世紀80年代，美日在半導體產業，特別是集成電路及芯片生產領域形成了競爭關系。我們將科技實力對比作為自變量來解釋美日芯片科技競爭互動的形成。美國半導體行業長期以來一直是全球半導體行業的領導者，約占全球收入的45%—50%。 李巍等曾以“技術—資本—市場”的三維框架來分析美國在半導體產業中的霸權地位， 不僅相關技術最早發端于美國，大量研發與生產的主體也多是美國企業，在日韓等國的相關產業崛起之前，美國約占世界半導體市場的60%，超過其他國家的總和。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日本政府聯合東芝、三菱等企業推行“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由政府和企業共同出資720億美元，設立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技術研究所，以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等美國產業巨頭為主要競爭對手，大力推進本國半導體與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該計劃在5年時間內共產生了約1 000件專利，使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相關專利申請數量在1975—1985年間從100件增長至331件。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比美國更早生產64K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1984年又先于美國研制成功100萬位DRAM。 在技術優勢的基礎上，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不斷提升，相關產品的出口規模逐漸擴大。1978—1986年間，美國生產的DRAM占世界市場的份額從70%降至20%，日本則從不足30%升至約75%。 日本企業擁有更為廉價的土地、勞動力以及專門的技術發展與趕超政策，其技術和價格都有相對美國企業的優勢。 因此，從科技實力和基于此形成的生產能力和市場份額的比較來看，日本具備了與美國實力相當的地位，競爭的客觀條件已經形成。

　　由于日本半導體企業對市場份額的擠占，加之高資本成本、美元升值、新工藝技術的采用滯后以及質量控制等問題，美國相關企業逐漸式微。到1989年，美國企業生產的半導體僅占世界市場的35%，日本企業則占到了51%。美國政府認為，日本半導體企業之所以在國際市場占據優勢，是因為日本政府保護其國內市場，扼殺了美國半導體產品在日本的銷售。 為了扭轉份額下滑的態勢，特別是進入日本市場，相關利益集團與美國政府選擇將半導體行業的發展進行“安全化”的解讀與詮釋。美國電子協會（American Electronics Association，AEA）稱：“電子制造業作為美國最大的制造業分支之一以及其他經濟產業的重要基礎，直接影響著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安全?！?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更是直接指出，“日本的半導體對美國高科技產業、防務產業的根基構成安全威脅”。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Defense Science Board）下屬的半導體依賴問題特別工作組(Task Force on Semiconductor Dependency)認為，美國在技術和制造兩方面的領導地位遭到了日本的沖擊，而“相關的上游行業，如供應硅材料或加工設備的行業，正在失去它們在工藝技術和制造以及產品設計和創新等重要方面的商業和技術領先地位”。由于陷入與日本企業激烈的市場競爭，相當一部分美國企業放棄了國防和航天部門訂單，期望在商業市場中獲得更高回報，國防工業開始面臨芯片短缺問題。加之與蘇聯在相關領域的軍備競賽，美國半導體行業與芯片科技的振興被打上了顯著的國家安全“烙印”。

　　簡言之，為扭轉落后態勢，美國國內對半導體、集成電路和芯片科技等議題進行了充分的安全化渲染，使之成為國家安全層面的重要議題。而受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和經濟滯脹的影響，日本經濟出現衰退，并在1974年出現了二戰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首次負增長。由此，日本的產業政策開始發生轉向，力促實現產業結構調整，開始著力發展半導體產業在內的高精技術產業，并注重技術方面的國家安全，即不依賴外部資源，并減少其受到國際供應中斷的影響。因此，半導體行業發展的主動權和芯片科技的領先地位，同樣是影響日本經濟發展和技術自主的安全事務?；诎雽w產業特有的領域特征，科技進步帶來的“安全透鏡”效應由此已經有了充分的顯現。

　　3. 美日科技競爭的結果及實質

　　雙方科技競爭的表現和結果體現為一系列協議的簽署。出于國內政治壓力和國家安全利益的雙重考量，美日政府間開始進行談判。1986年，雙方簽訂了第一次《日美半導體協議》，規定日方增加對美產半導體產品的進口數量，減少對美出口日產半導體產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保護美國公司專利。從資源和知識兩要素的分享程度來看，美國強化了對市場資源的占有，不僅保護了本國市場，強制日本開放本土市場，更以相應的知識產權制度保障占有知識要素。1987年，美方以日本東芝公司違反戰略設備出口限制為由，強制終止了日本自主研發FSX戰斗機的項目，并調整為美日合作共同開發，這顯然為美方提供了一個獲取日本先進科學技術的機會。至此美日在芯片科技領域的安全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競爭型互動，在雙方行為動因、安全化過程、競爭表現和結果等方面都有了明確體現。

　　在回顧這段歷程時，大多數研究采用的是國家間貿易戰的視角，強調日本半導體產品因價格優勢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在事實上形成的傾銷行為和在第三國的市場優勢。但正如戴維·沃爾頓（David Walton）所言，高技術領域的競爭，包括貿易和政治問題，是美日雙邊關系中最有力的一個矛盾來源。 從本文的分析視角看，半導體產業和芯片科技的發展能在軍事、經濟兩大基礎領域進行廣泛應用，進而產生“安全透鏡”效應。無論是相關利益集團的刻意渲染，還是政策制定者出于國防安全、貿易關系等方面的考量，在各方實踐和互動下，本國的半導體行業生存和芯片科技優勢已經實現了安全化。而在相近的科技實力下，美日在該領域難有合作空間，反而試圖在這一高科技研發密集型產業中占據絕對優勢、獲取更多收益。

　　（二）安全化與合作型科技互動

　　與非安全化領域內的科技合作和安全化領域內的科技競爭相比，安全化領域內的科技合作似乎是一種較為矛盾的類型，但仍有其存在的邏輯。我們仍可以通過領域特征和科技實力來分析安全化以及合作型科技互動的形成：在敏感度較高、并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的領域，科技進步使得該領域的安全意義提升，進而被安全化。合作型互動的生成是因為行為體間的科技實力并非接近到不存在互補的空間。在安全化的領域進行科技合作，行為體的考量更多是通過合作來達成特定的安全目標，而雙方的目標是不沖突的。下面將通過中法兩國在渦軸-16航空發動機生產研發上的合作來驗證上述觀點。

　　1.航空發動機技術的安全化

　　航空發動機是衡量一國航空科技水平和航空產業發展的重要標準?？v覽人類航空領域的發展歷程，航空科技的重大突破均與航空發動機的更新迭代有關，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知識成果與工業基礎。航空發動機的安全化同樣發端于科學技術的突破。從最初將蒸汽機應用于飛行動力，歷經活塞式發動機，再到渦輪螺旋槳、渦輪風扇和渦輪軸發動機，先進的發動機技術不僅可以廣泛裝配于航空武器之中，也可以推動民用航空產業的發展，提升國家在相關產業鏈的地位。從民用航空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對航空運輸業的整體性打擊，加之各國燃油價格上漲與排放標準收緊，各航空發動機制造商都面臨著更加激烈的競爭，升級其現有產品、開發更為高效的發動機是必然的選擇。從軍用航空角度看，現代戰爭和軍事行動需要高性能和高質量的飛行設備，更離不開堅固優質的航空發動機，“使用軍用飛機保護國家關鍵資產和基礎設施，對全球航空發動機市場的增長動力產生了積極影響”?？梢?，航空發動機的科技發展同樣具有軍事應用和經濟收益兩大效能，更是影響一國航空工業發展的關鍵所在。由此，航空發動機的領域特征使其科技進步形成“安全透鏡”：行為體將航空發動機的技術進步視為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重視其安全意義，并在軍事、經濟等基礎領域將其安全化。

　　2. 航空發動機技術的中法合作動力

　　中法兩國均將航空發動機的發展視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1951年，中國政府頒布《關于航空工業建設的決定》，明確了“全力保證中國空軍所有飛機和發動機的修理及飛機零件、配件和工具的制造，爾后再逐步向飛機裝配及制造方向發展”的任務，并成立了由軍委領導的航空工業管理委員會。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早期航空工業建設和相應技術的提升主要應用于國防軍事領域，以完善中國空軍力量為主要目的。進入21世紀，中國航空工業迎來高速發展期，并逐漸認識到掌握航空發動機等核心部件技術的重要意義，加大了本國科研力量的投入，形成了“以我為主，爭取國際合作”的發展模式。軍用航空發動機是中國航空動力產業的主要發展方向，從國家安全角度看，中國的民用航空發動機與世界領先水平仍有較大差距，對國外產品的依賴性較強。 全球航空發動機的主要生產企業——通用電氣航空集團（GE Aviation）、勞斯萊斯公司（Rolls Royce Holding）、霍尼韋爾航空航天公司（Honeywell Aerospace）、賽峰集團（Safran）等均來自美英法等西方發達國家，可見其在全球產業鏈中所處的強勢地位。2016年，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公司成立。該公司“堅持國家利益至上”“加快實現航空發動機及燃氣輪機自主研發和制造生產”，并提出“在這一領域實現突破，對于增強我國經濟和國防實力、提升綜合國力具有重大意義”， 展示出中國從國家安全層面對民用航空發動機發展的關注。

　　法國將航空發動機的生產研制提升至國家安全的高度，并重視對發動機的自主生產和使用，其國內航空發動機發展的經驗在于：無論是自行研制還是國際合作，都完全使用自主航空發動機，為國內品牌創造良好市場。法國政府注重通過自身能力和影響力為國內企業開拓市場。例如，為了使賽峰集團與通用電氣公司聯合生產的CFM56渦扇發動機獲得更多訂單，法國政府率先宣布將其裝配于法國空軍的KC-135空中加油機，以促使美國空軍裝配同樣的發動機。此外，為了保證對軍用航空動力系統的自主控制，在1979年的“歐洲聯合戰斗機項目”（ECF）中，法國堅持要求使用其自主研發的M88航空發動機。在未獲英德等國支持的情況下，法國便選擇退出該項目，轉而自行研發裝配M88的陣風戰斗機（Rafale）。由此可見，中法兩國均對涉及航空發動機及相關技術發展的軍事和經濟領域進行了安全化處理，將其視為涉及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

　　3. 中法科技合作的動因及價值

　　中法之所以會在這一高度安全化的領域進行合作，是因為相對于美、英等傳統航空強國，兩國均是相關行業中的后起國家，為了發展本國的航空工業，兩國并不排斥外部合作的方式。與美日在半導體行業互動的差別在于，兩國各有其短板和不足，為雙方合作型互動提供了客觀條件。作為專門裝配于直升機的發動機，渦輪軸發動機具有重量輕、體積小、功率大等優點。直升機因其能作業于各類地形地貌、到達其他交通運輸工具不能到達之地的特點，而被廣泛應用于軍事行動、社會生產和公共事務，其之于國家安全的意義和作用較為顯著。

　　2008年，中國航發哈爾濱東安發動機有限公司與法國賽峰直升機發動機公司簽署《發動機研制、生產、銷售及售后支持合作協議》，決定雙方各以50%的工作份額共同研發新型渦軸發動機，即渦軸-16。其中，中方負責壓氣機和附件齒輪箱，法方負責燃燒室、渦輪機和控制系統。渦軸-16發動機的首個試飛對象為AC352直升機，于2016年在哈爾濱完成首飛， 2019年取得中國民航局頒發的型號合格證。同年，在馬克龍訪華期間，中法簽訂備忘錄，決定加強雙方在渦軸-16研制上的合作，包括討論在中國成立合資企業以維護在役的渦軸-16發動機，并且啟動發動機的量產和研究發動機新的應用方向。2021年，渦軸-16發動機獲得中國民航局頒發的生產許可證，正式進入民用航空市場。 雖然渦軸-16發動機尚未進入軍用領域，但因其結構簡單、低油耗、高可靠性、壽命長等優勢，已達到第四代渦軸發動機的先進水平， 在消防、警務、醫療、海關、搜救等領域均能推廣應用， 更意味著中法兩國在直升機動力技術上的突破，具有明顯的安全意義。

　　由此以航空發動機技術的突破為起始動力，以其對航空工業和各項應用具有顯著提升作用和技術稀缺性的領域特征，科技要素在軍事、經濟等基礎領域產生“安全透鏡”效應，將相應技術議題在對應領域的安全意義放大。中法在航空發動機問題上的戰略安排和政策實踐表明，兩國在技術提升和產品研發等方面各有側重和優勢，科技力量存在差別，這也促使兩國合作空間的產生，雙方能夠在人力、市場等資源和特定技術等知識上互通有無。在政府引導下，雙方實現了企業間的產業鏈合作，達到優勢互補、擴大市場、減少風險與成本的效果，進而實現本國創新能力的提升和國家利益的維護，成為中法兩國發展航空工業的重要手段。 在雙方科技實力和既有合作型戰略政策的影響下，中法進行了新型民用航空發動機的研發合作，由于渦軸-16的強大性能和直升機的多重用途，這種合作的輻射范圍也涵蓋多個基礎性領域。

　　“安全透鏡”與去安全化

　　科技因素的“安全透鏡”效應不僅能放大特定領域的安全性，也會存在減弱其安全意義的可能，即去安全化。如前所述，科技進步加之領域的既有特征，會產生安全化的現象或趨勢，但科技的發展不會就此停止，這便產生了一種值得討論的問題：特定領域的科技進步會不會減輕甚至逆轉已有的安全化趨勢？科技發展帶來領域安全化的邏輯在于提升特定領域對國家實力的影響，進而促使技術領先國努力將這一領域變成其“自留地”，保證知識的領先或資源的壟斷，其他國家則會努力打破其設置的科技屏障。而如果科技繼續向前發展呢？我們需要從國家角度對于主導科技發展的主體進行討論。如前所述，如果是技術優勢國，當其與其他國家的科技實力差距進一步拉大時，科技屏障的設置或許會失去必要性，因為這種情況下技術優勢國進行技術共享帶來的收益可能會更大；但當相關領域高度敏感和重要時，技術優勢國仍可能會繼續限制科技交流互動。如果技術后發國實現了技術突破，則會使這一領域的科技呈現出一種逐漸開放的趨勢。而當更多國家擁有這項技術的時候，其安全意義自然會相對降低。我們可以從美蘇（俄）兩國在空間站技術上的互動歷程來驗證上述猜想。

　　1.美蘇科技對抗與空間站技術的安全化

　　冷戰期間，美蘇雙方的科技互動同樣處于對抗狀態。在太空技術領域，載人航天、登陸月球等活動都被賦予了顯著的政治意義，意味著國家實力和地位的提升。美蘇兩國在太空技術發展的努力中都強調其與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標的結合，將太空轉變為兩國積極爭奪政治和軍事優勢的領域。例如，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發射極大地提升了其國際聲譽和國家形象，凸顯了蘇聯的大國地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將其視為共同的成就和勝利；西方國家民眾也改變了對蘇聯“落后封閉”的認知，認為蘇聯是人類太空探索的引領者。這一事件也對美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加重了美國的焦慮情緒，因此成立了航空航天局、國防高級研究計劃署等相關機構，進而推行“阿波羅登月”計劃，有關研究將其總結為美國外空政策“軍事化”“競賽化”的轉向。此外，著名的“星球大戰計劃”也反映出太空科技對國防安全與軍事武器的重要作用和密切聯系。由此可見，太空技術的突破和太空探索的新形式既能對國家形象和地位帶來影響，也能與軍事武器的創新應用相關聯，推動軍事和政治兩大領域產生安全化。盡管冷戰期間美蘇也有太空科技領域的合作，但這也是隨著兩國關系的緩和而出現的?？傮w來看，美蘇在太空技術發展及應用上仍然服務于雙方對抗的整體形勢。

　　美蘇就空間站技術的發展進行了長期的斗爭與較量。1963—1965年，隨著相關技術的逐漸成熟，蘇聯開始進行名為“聯盟-R”的空間站計劃，除能乘載兩名宇航員外，空間站裝配了照相偵察和電子偵察設備，主要承擔軍事偵察和監測任務。 美國則在1963—1969年間花費15.6億美元開展了“載人軌道實驗室計劃”（Manned Orbiting Laboratory，MOL），其預期職能包括以能夠覆蓋蘇聯和其他地區的強大相機系統開展偵察與監測活動。作為對載人軌道實驗室計劃的回應，蘇聯推出了規模更大的“鉆石”空間站計劃，以更強大的性能進行偵察任務。作為對1969年阿波羅11號成功登月的回應，蘇聯政府決定開發世界上第一個民用地球軌道空間站，即“禮炮”空間站。整體而言，除對地偵察觀測外，空間站具有空間軍事行動保障、空間設置戰時修復、軍事設施組裝部署等軍用效能， 可見其具有可導致安全化的領域特征。由于太空競賽是美蘇冷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空間站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被賦予了極高的安全意義，空間站技術的應用與突破對美蘇兩國都有顯著的“安全透鏡”效應，成為太空安全化的一部分。

　　2. 去安全化：空間站技術進步與民用轉向

　　以國際空間站項目的成立為標志，空間站技術發展的軍事意義和政治意義開始逐漸淡化，在這兩個領域出現了去安全化的態勢。1993年，美國和俄羅斯同意將各自的空間站設備合并為一個設施，雙方將整合各自的模塊，加之日本、加拿大、巴西和歐洲航天局成員國等16個國家共同建造和運行國際空間站。歷經準備、初期裝配、主要裝配等階段后，自2011年來，國際空間站便一直處于應用與維護階段，主要任務是服務各國的太空探索活動和為微重力實驗提供平臺，站內實驗包括物理科學、地球與空間科學、生物學與生物技術等領域，其研究成果促使新專利、新產品和新公司的誕生?？梢娫诳臻g站技術上，美俄轉而進行開放式的合作，在相應的軍事和政治領域淡化其作用與意義，安全化的進程出現了逆轉。

　　考察圍繞空間站技術出現相應領域去安全化的原因，以下因素值得關注。首先，美俄在空間站技術上的相對優勢地位遭到削弱。冷戰期間，美蘇兩國在太空技術研發和太空探索活動上的投入是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在太空競賽的高峰期，美國的相關支出急劇增加，從1958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1%增加到1966年的4.4%以上。這在無形中也為其他國家設置了一定的資源和技術壁壘：一方面其專業知識難以在短時間內跟上美蘇，另一方面其資源方面也很難達到美蘇的投入規模。但是，大規模的太空探索項目也加劇了兩國的經濟負擔，這種近乎壟斷的優勢地位帶來的收益實際較為有限。登月計劃成功后，美國在太空探索方面的支出隨即出現回落態勢，1975年降至1%以下，到2013年美國只有0.23%的國內生產總值用于太空項目。與此同時，其他國家也在著力提升自身的太空技術。以應用于空間站建造及維修的空間機械臂技術為例，加拿大的航天飛機遙操作臂系統（SRMS）項目、日本的實驗艙機械手臂（JEMRMS）項目，均是美俄之外其他國家在空間站方面的代表性科技成果。中國更是依靠自身力量建立了空間站。

　　其次，太空技術出現民用轉向。冷戰時期，太空技術在軍事和政治領域的安全化某種程度上是美蘇刻意渲染的結果。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簡化制造、“鉆石”空間站的項目叫停、“星球大戰計劃”的不了了之，均表明兩國對空間站等太空技術的軍用效能出現了一定的高估。相對于軍用上的戰略欺瞞，太空技術的民用效益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展現。2008年，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前首席執行官諾曼·奧古斯?。∟orman Augustine）領導的委員會建議，美國航空航天局把近地太空運輸完全開放給市場，讓各類商業化公司都能充分參與競爭。以此為契機，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等民用航天產業巨頭實現快速發展。除科學實驗產生的經濟效益外，太空旅行等空間站商業運營項目也已在開展當中， 商業民用是空間站未來運營的目標之一。國際空間站相關的載人航天技術應用于商業，可以產生的經濟收益達到空間站投資的3—7倍。例如，美國航空航天局開放“私人宇航員”項目，單程費用為5 800萬美元。2022年4月9日，首個全平民乘組SpaceX龍商用飛船（Crew Dragon）抵達國際空間站，3位乘客共支付1.65億美元費用。此外，從“禮炮”到“鉆石”再到“和平”，俄羅斯在空間站的管理和操作上擁有更加豐富的經驗，國際化的合作也能更好地吸納國內外的資金。 相關研究即以協商、配合、互助來總結各個時期國際空間站的合作模式，認為配合和互助是更為理想的合作模式， 而平等地位的產生與各國在資源和知識上的差距縮小同樣有所聯系。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空間站技術發揮了兩次“安全透鏡”的作用。冷戰時期，空間站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能夠帶來軍事實力和國家形象的提升。軍事和政治的領域特征，加之美蘇全面對抗的現實，決定了相應領域的安全化，雙方圍繞相關技術進行了長期競賽。隨著冷戰的結束，設置“科技壁壘”、維持科技優勢的成本提高，包括各國的技術挑戰以及太空技術民用效益的凸顯，這些因素使得美俄逐漸改變空間站技術的管理方式，選擇淡化空間站使用的軍事意義和政治象征，進而以開放合作的模式與其他行為體開展互動。從科技發展的長遠視角來看，一個主線仍是太空技術特別是空間站研發技術的提升，將導致科技領先國的相對優勢下降、維持優勢地位的成本上升、知識和資源的可及性提升，進而帶來的是相應領域安全化程度的降低以及“去安全化”的出現。

　　結語

　　以科技因素在各基礎性領域廣泛存在的“安全透鏡”效應為核心，以科技發展的視角審視各領域從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過程，本文提出了一個囊括安全化下多種互動類型以及安全化與去安全化之間動態演進的分析框架，意在更好地界定科技議題與安全議題之間的關系，從一種新的視角觀察行為體之間的科技關系。在本文考察的三個案例中，芯片科技之于國防安全和經貿關系、航空發動機的軍民兩用、空間站對于國家實力和地位的加持，均反映了科學技術進步在特定領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這些領域又因其特性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從而使科技因素進一步加重了上述議題的安全意義。由此，科技因素好比一個放大鏡，凸顯了各領域的安全性。行為體之間互動模式的形成，取決于科技實力的對比，過于接近的技術水平使得美日難有轉圜余地，只能以貿易戰的形式進行科技競爭，搶占市場資源；而同為航空動力領域的后發國家，中法能夠實現技術互補，并以相應的人力、市場資源和專業知識的互通實現合作。在科技發展的進程下，技術領先國與技術趕超國之間實力對比的變化也影響著領域安全化的程度，維持優勢地位的成本上升、資源知識難以繼續壟斷、共享技術的經濟收益都會改變既有的安全化現狀。雖然冷戰期間美蘇在空間站的研制與發射上持續競爭，但太空技術發展的高成本、其他國家的技術突破、民用模式的高收益等因素，都使得美俄開始進行開放式合作，其在軍事、政治領域的安全化程度亦有所減弱，出現了去安全化的態勢。

　　需要說明的是，案例選擇的結果表現出科技對軍事和經濟兩大領域的作用。但“安全透鏡”仍是普遍存在于各基礎領域的?？臻g站之于政治領域、航空發動機特別是用于直升機的渦軸發動機之于社會領域、現實中行為體在生物技術和生命科學中的互動之于環境領域，都表現出科技要素的作用與影響。我們還可以在以下方面對相關研究進行下一步的展望：首先，“安全透鏡”效應是否能夠持續發生？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兩種進程是否會存在反復和逆轉？其次，在沒有重大技術突破的情況下，安全化與去安全化是以怎樣的邏輯生成的？如國家間關系、外部重大挑戰等因素都會使特定領域的安全意義重新凸顯，此外還有哪些因素，也應是研究的方向。再次，如何衡量技術封鎖的效度？當競爭型互動或對抗型互動出現時，一個常見的現象是出現國家間的技術同盟，進行資源和知識的內部共享和外部封鎖。但是阻礙相關要素的流通則與科技發展的趨勢不相符，這種封鎖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限制科技進步、維持技術優勢的作用，同樣值得深入探討。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