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的新突破,一靠新史料的發現,二靠新觀點的闡發。比較而言,在傳統歷史學研究領域,新史料的發現更為史家所珍視。20世紀歷史學研究的幾大突破幾乎皆與史料大發現有關。魚鱗圖冊早為大家所知,但因為此前只有零散的冊頁流傳于世,而且普遍把魚鱗圖冊歸并到契約文書當中,作為一般的土地冊籍來對待,因此學術界對魚鱗圖冊的真相始終了解不多。著名社會經濟史專家,尤其是對中國土地制度史有深入研究的何炳棣(1917—2012)、趙岡(1929—2021)等學者,都深知蘭溪魚鱗圖冊的重要史料價值,但他們都非常遺憾,生前沒能看到真實完整的魚鱗圖冊,更沒能在他們的中國土地制度史研究中補充魚鱗圖冊的內容。因此,《蘭溪魚鱗圖冊合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的整理出版,在中國學術史、出版史上都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首先,魚鱗圖冊是研究我國帝制后期基層社會及經濟制度的重要史料,《蘭溪魚鱗圖冊合集》的整理出版具有重大學術意義。賦役征調是古代國家經濟制度的基礎,而賦役征調依賴于國家對于土地和人口的有效管理。也就是說,國家必須通過戶籍和地籍來構建基層社會秩序,并借以征派賦稅。中國古代以農業為主,田賦是中國古代國家最主要的稅收來源,要保證田賦的征收,政府對各地土地數量等情況進行全面詳細調查和記錄是最基礎的工作。自南宋魚鱗圖冊制度創設后,從元明清一直到民國年間就一直是一項基本的國家制度。但因為留存至今的魚鱗圖冊很少,極少數量的魚鱗冊與其他契約文書混在一起,不僅沒有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甚至有不少人懷疑魚鱗圖冊制度存在的真實性。
蘭溪魚鱗圖冊的發現,徹底打消了人們對魚鱗圖冊的疑慮?!短m溪魚鱗圖冊合集》的出版,則為學者對中國田賦制度進行研究提供了基本條件。我們根據歷代魚鱗圖冊的攢造記錄及目前的實物遺存,不僅可以厘清魚鱗圖冊制度的詳細內容,而且幾乎完全可以還原造冊時土地的形制和數量。更重要的是,同治蘭溪魚鱗圖冊不僅是以縣為單位保存至今最系統、最完整的土地冊籍,是魚鱗圖冊最佳的樣本,而且是被官方實際使用過的魚鱗圖冊。
與目前公布出來的魚鱗圖冊相比,現存總計746冊的“同治蘭溪魚鱗圖冊”不僅是官冊,而且還是被頻繁使用過的官冊,甚至被一直使用到20世紀80年代。官冊存世極少,可謂鳳毛麟角,更不用說以縣為單位的較為完整的官冊。民冊因為沒有經過核對、確認、落實、糾正、更改、補充、說明等一系列過程,不僅信息遺漏嚴重,而且其信息難以做到準確與系統,可靠性要打折扣。而官冊,如同治蘭溪魚鱗圖冊,有大量的印章、批注、貼條信息,且三者常常是互相貫通、互相補充,這些附屬于土地字號上的信息,與土地字號、業戶等共同組成了完整的魚鱗圖冊信息系統。同治魚鱗圖冊在攢造與使用過程中,其信息需要核對、確認、落實、糾正、更改、補充、說明,而蘭溪官府的這些工作,多通過印章、批注、貼條等方式體現于魚鱗圖冊中。故從某種層面來說,印章、批注、貼條也是魚鱗圖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過印章、批注、貼條才能使同治蘭溪魚鱗圖冊的信息更為準確、可靠、完整,使其體系更為完備。
總之,同治蘭溪魚鱗圖冊的最大特點是有成系統的印章、批注、貼條。而這些印章、批注、貼條只有在同治蘭溪魚鱗圖冊上能夠看到,所以這是同治蘭溪魚鱗圖冊最獨特也是最有價值的地方。同治蘭溪魚鱗圖冊所載的土地、業戶、附屬材料三大信息系統,實際上蘊含了土地產權制度、農田制度、灌溉水利、租佃關系、土地交易、賦役征收、宗族、環境變遷、宗教信仰、民間會社甚至民俗等諸多信息,堪稱了解基層社會的百科全書。這些寶貴資料是我們重新認識帝制后期的國家治理、中央與地方關系,以及民眾與官府關系的重要依據。何炳棣、趙岡等學者的期待和愿望,終于可以實現了。相信學術界依賴這批資料,會很快出現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其次,《蘭溪魚鱗圖冊合集》的整理出版,將使金華成為學術界乃至全社會更為關注的地區,也為金華學派或婺學的發展開辟廣闊的發展空間。作為區域文化代表的金華學派或婺學,盡管有很高的成就,也有一定影響,比如呂祖謙、宋濂、陳亮、北山四先生等,但從全國來說,金華學派的影響依然是局部的,或者說較少能為金華以外的學者所關注?!短m溪魚鱗圖冊合集》整理出版后,就有可能改變這一狀況,因為魚鱗圖冊是南宋以來政府為保證賦稅征收而制定的土地簿冊,這項創新性的政策初行于金華,浙江是魚鱗圖冊攢造的樣板地,后來陸續推廣到全國。我們今天要研究帝制后期的土地和賦稅制度,對魚鱗圖冊制度進行深入研究是基本前提。蘭溪魚鱗圖冊不僅文本完整,而且是這項制度實施的實際和實時記錄,其研究價值怎么估計都不過分。所以,我認為《蘭溪魚鱗圖冊合集》的出版,將引起社會經濟史學者高度關注,并有可能在中國土地賦稅制度研究方面掀起一個小高潮,并取得突破性成果。
徽州文書和敦煌文書等都是地方文獻,但由徽州文書和敦煌文書而興起的徽學和敦煌學研究,卻是全國性甚至是國際性的學術,因為根據這些地方文書進行的相關研究完全超出了地方。我相信,蘭溪魚鱗圖冊的價值不亞于徽州文書、敦煌文書,更超過各地的契約文書。就此而言,金華學派或婺學也必將因《蘭溪魚鱗圖冊合集》的出版,而可能成為全國性或國際性的學問,蘭溪魚鱗圖冊也必將成為金華的一張新名片、金名片。
最后,《蘭溪魚鱗圖冊合集》的整理出版是一項浩大工程。一是規模巨大,需要超強的學術領導與協調能力;二是難度巨大,有很多歷史難題從未有人涉及,需要一邊摸索一邊開展工作;三是所涉領域廣泛,不僅涉及人口、土地、戶口、賦稅、宗族等具體問題,而且涉及國家與地方的治理等制度方面的問題;四是工作細碎,諸如貼條、批注、印章等,多至幾十萬甚至幾百萬條,處理極為不易。課題組成員一邊摸索一邊開展工作,非常圓滿地完成了整理任務,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超額完成了任務,是檔案文獻整理工作的典范。課題組成員在張涌泉、胡鐵球等著名專家的指導下,運用歷史學、文獻學、文字學、書法學的多學科方法,努力恢復魚鱗圖冊的全貌,對圖冊中的各種信息進行全面考證、合理編排、系統編目、科學修復、精確命名、準確釋文,并撰寫敘錄,盡最大可能復原了魚鱗圖冊的原貌,為后人的研究利用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王家范先生曾經感慨說,只有復原明清某個時期某縣的基層組織單位,我們才有可能進一步深化研究明清基層社會諸如地權分配、賦役征收、水利建設等重大問題。而根據整理出版的《蘭溪魚鱗圖冊合集》,我們幾乎可以原原本本地復原蘭溪多地“鄉—都—圖—莊”的邊界,可以復原蘭溪整個的水利灌溉系統、村莊結構等,這是多么令人激動的事情!
?。ㄗ髡呦登迦A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