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類書開始本土化

　　從現存文獻典籍來看，古代日本已萌生了“類事”習慣?！豆俨苁骂悺贰妒鲁贰额愂鲁贰缎鲁返膯柺?，是日本宮廷行事與百官政務重視先例及抄撮能力的集中體現。該類文獻對朝儀、國事等“以類相附”，不僅便于為政者查閱，而且體現了古代日本社會樸素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為受容漢文類書奠定了基礎。隨著中日兩國往來愈發密切，大量內容涵蓋豐富且體例編纂完善的漢文類書，如《華林遍略》《藝文類聚》《翰苑》《類苑》《初學記》等陸續傳入日本，拓展了日本文獻編纂者的視野。由此，他們逐漸改變了事抄、史抄等單一文獻記述形式，開始走上模仿、改造中國類書之路。

　　平安時代（794—1192），東宮學士滋野貞主奉淳和天皇之命撰寫了《秘府略》。其體例范取中國類書，記事多引漢典，篇幅近千卷，為日本現存最古類書。從此，日本類書編纂風潮漸興，《拾芥抄》《和（倭）名類聚抄》相繼誕生，社會、風俗、制度等無不包含在內。除前述綜合性類書外，文學領域如《本朝文粹》、醫學領域如《大同類聚方》、法律領域如《類聚三代格》、蒙訓雜學類如《幼學指南抄》《新撰姓氏錄》等專門性類書的興起，使得日本漢文類書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呈現出日新月異的局面。

　　平安時代作為日本漢文類書發展的源頭，離不開穩定的社會環境和上層權貴對漢文化的推崇。這也決定了該時期日本漢文類書編纂與政治緊密相聯，即編纂群體呈現明顯的趨向性，他們大多為貴族、朝臣或僧侶，類書編纂也開始走上與中國類書“和而不同”的路徑。例如，《類聚國史》的體例不同于中國傳統類書“天、地、人”的順序，而是將日本天皇置于本位，將天皇正統性和合理性以書面形式固定，便于本國統治教化。

　　中日文化交流具有多維性

　　隨著武士階層掌權，日本相繼進入鐮倉時代（1185—1333）和室町時代（1338—1573）。當時，戰記文學風行，佛教典籍大量涌現，加之繪本等新興圖書形式的出現，日本官方類書編纂事業逐漸放緩。然而，人們對于知識的探求不會停歇。正因如此，私撰類書開始主流化?！秹m袋》、僧行譽的《塵添壒囊抄》、飯尾永祥的《撮壤集》等，均為該時期私撰漢文類書的代表作，促進了日本漢文類書取材多樣化，面向的閱讀群體也日益廣泛。但是，當時日本漢文類書也存在版本不精、分類重復、錯訛、斷章取義等流弊。

　　江戶時代（1603—1868），日本官修漢文類書體量增大，較有代表性的類書有屋代弘賢的《古今要覽稿》、山岡浚明的《類聚名物考》等，不但文獻翔實，考證也極其嚴密。與此同時，日本類書形式繼續向多元化發展，日用通俗類類書大量涌現。例如，日本仿照明代中國人王圻所著《三才圖會》的體例，創作了描述和圖解日常生活的《和漢三才圖會》、描寫平民階層的年節活動和風物詩的《守貞謾稿》以及注重描繪市井風俗的《嬉游笑覽》。這使得日本類書的受眾面日趨廣泛，其實用性更加凸顯，而且可以為研究中國有關事物提供旁證。此外，繪本性質的《唐土訓蒙圖匯》以辭典形式進行編排，用于介紹中國文化。這反映了古代中日交流的多維性。

　　明治時代（1868—1912）和大正時代（1912—1926），日本官修類書以《古事類苑》為集大成者，共計30部，1000卷，?？本?，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全書以中國類書為范，涵蓋日本名物、制度，內容豐富。該書集日本全國之力編纂而成，被學界視為堪與中國《古今圖書集成》媲美。該書在流轉過程中形成的數個版本，甚至在中國目錄學著作中也有所收錄，足見其影響力之廣?！豆攀骂愒贰返木幾脒^程，也為日本圖書編纂事業乃至日本史學史研究培養了大批學者。

　　但是，隨著近代西方編纂理念和西方科學在日本的傳播，以《廣文庫》為代表的日本私撰類書，不但引文面廣，排列方法也不同于傳統類書，辭書化趨勢日益凸顯。因此，日本傳統類書的實用性功能逐漸下降，漢文類書編纂事業也逐漸消歇。

　　促進古代東亞文化交流

　　第一，從類書在東亞區域傳播的特征來看，中國類書東傳日本充分彰顯了中國文化的輻射力和延續性。同時，對于探究日本改造漢文化乃至外來文化的過程和方式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以漢唐文化為標志的中國文化曾惠及四鄰，澤被東亞。經由漫長發展，中國文化憑借其包容性和平衡性，從單一的民族文化發展為區域文化，并保持活力。借助漢籍的傳播，中國文化在東亞各國傳承、發展和創新。其中，以東鄰日本接受最為全面、產出最為豐富。我們選取日本漢文類書為切入點，剖析日本對漢籍的接受過程，不但可以拓寬漢籍研究視域，更可進一步分析日本接受外來文化的特點、軌跡以及漢文化在日本傳播的主要趨向。同時，考察日本漢文類書的制書規模，對于探索漢文化在日本的興盛程度、研究日本文化的非單一性，具有重要價值。

　　第二，從日本漢文類書對日籍、漢籍的保存與再生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漢文類書對中日散佚史料起到了整理和補充作用，對中國傳統典籍的流播與保護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功效。

　　中國典籍卷帙浩繁，隨著中外文化交流不斷，在流轉過程中多有散佚。漢籍東傳日本后，多數因翻刻、傳抄而得到了完整保存。例如，日本平安時代的丹波康賴所撰《醫心方》一書，匯聚唐代醫書達200余種，不僅博雅程度令人嘆為觀止，所錄字句也秉承原文，并無節略，為后人復原唐代中日醫藥體系提供了可能。同時，《醫心方》完整保留了中國龍門石窟藥方洞的藥方近百則，為研究漢醫藥的傳承及其在海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依據，至今仍是古醫藥整理和傳統文化研究的珍貴參考文獻，彰顯了文獻學和傳播學的雙重價值。

　　第三，在漢文化促進下而發展起來的日本漢文類書，是研究日本中世和近世社會風俗、典章制度的重要依據，也是探求日本語言發展脈絡的珍貴來源。

　　以《類聚符宣抄》《類聚三代格》為例，前者保留了平安時代的大量朝儀資料、地方政務文書、年中行事等，后者則以“三代格式”為基礎分類整理而成，見證了古代日本律令條文的不斷演進和細化。兩者均以其嚴謹和廣泛的特性，為研究中世和近世日本社會提供了可能?！逗停ㄙ粒┟惥鄢穼⒚~用漢語進行類聚，用萬葉假名標注其對應讀法。這不但在日語發展初期成為“范式”，而且為后人探析辭條演進中的語義分歧和詞匯變異現象提供了參考，更對揭示日本文字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具有啟示意義。

　　中國漢文類書的域外流播，激發了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地的文獻模仿與創新。綜觀這些國家留存的大量類書文獻，可以發現一定規律，即通過學習漢文化，獲得創造文化的平臺，而后承襲本民族特性，形成了不同的視角和理念。這不但為整合前代史實作出了較大貢獻，而且推動了本國圖書編纂事業的發展，進一步證明了漢文類書在古代東亞文明交流過程中基石般的作用。通過研究域外漢文類書，我們既可窺見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史學發展動態，也可反映中國傳統史學對周邊國家史學的輻射力。這在探索東亞文化交流進程、擴展東亞文明交流空間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