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有助于拓寬研究范疇

　　英語“linguistics”（語言學）一詞來源于德語“Sprachwissenschaft”（語言科學），可以說，“linguistics”從誕生之日起，就與德語“Wissenschaft”（科學）緊密相關。1973年，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發表題為“Linguistics as a pilot science”（語言學是一門領先的科學）的文章，強調語言學在現代科學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980年，伍鐵平將這一觀點引介至我國學界，推動了我國學界重新認識和評價語言學的地位。語言學是一門領先的科學，并不是指語言學是一門凌駕于其他學科之上的科學，而是強調語言學的科學性和開放性決定了其在現代科學發展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語言學的科學性在于，語言學是一門通過客觀觀察、數據收集和實證檢驗得出的經驗科學，具有可復制、可證實、可解釋的經驗科學規律，這一點決定了語言學在科學體系當中的領先地位。語言學的開放性體現在語言學積極開拓其他研究領域，并與不同的學科交叉融合，這使得語言學的研究視野十分廣闊。薩丕爾（Edward Sapir）認為，跨學科性是語言學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在《語言論》中指出，“語言學的本質是跨學科性，它與自然科學等領域息息相關”。隨著文化語言學、人類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等不同語言學分支學科逐漸興起，語言學已被認為是人類各門學科的有效工具。這些分支學科的興起表明，語言學在社會科學當中起到了引領作用，拓寬了研究范疇。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帶動了社會學、法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的“語言學轉向”。90年代后，語言學進入了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領域，人們開始關注語言在國際政治活動中的表象力和建構力。自此，語言學成為國際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視角。語言學中的隱喻研究、敘事等概念被引入國際關系研究，大大加深了人們對國際安全、政策性研究和國際合作等領域的語言學認知，開啟了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的“語言學轉向”。當前，我國區域國別學的學科建設正處于發展階段，不同學科與區域國別學的內在聯系有待厘清。因此，區域國別學有必要開啟“語言學轉向”，以語言為切入點，借鑒語言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對政治、歷史、社會和文化等議題給出新解釋。

　　話語語言學與區域國別學的交叉融合

　　話語語言學與區域國別學的交叉融合，是從話語的角度揭示語言背后的權力關系，通過意義建構塑造國際認知與合法性。迪克（Teun van Dijk）指出，“話語分析不是一種研究方法，而是一門交叉學科，我們更愿意把它說成是有關話語研究的學科”。經過多年發展，話語的跨學科研究日益成熟。尤其在德語區國家，話語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頗豐。維也納學派的語篇—歷史分析法、杜塞爾多夫學派的話語分析等引介至我國后，為如何從話語語言學角度考察國際認知與合法性提供了新的視角。

　　國際認知塑造是一個意識形態生產系統。國家形象構建是由個人或集體通過語言（話語）對國家形象背后包含的“社會政治現實”進行重解，即通過分析政治話語結構特征來討論國際認知塑造。批評話語分析為國際認知塑造作出了重要貢獻。它主要探討語言與權力、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等之間的辯證關系，能夠揭示出話語是如何構建國際認知與政治事實的。比如，深度的批評話語分析可以應用于某一具體政治行為、事件和過程中，如議會發言、議會辯論、媒體新聞、政府公報等，可以較為直觀地展現復雜的政治話語實踐如何影響公眾的認知。在這一議題中，不能忽視語料庫語言學、語用學、認知語言學對政治話語構建的重要作用。

　　此外，政治話語采取怎樣的策略將權力合法化，也是話語在區域國別學中應用的一個熱點。這一角度能為我們揭示，西方政治精英如何將有爭議的社會問題合法化。韋伯（Max Weber）在《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理論》中認為，“任何權力系統都在試圖完善和構建其合法性”。他將合法性定義為“對政治、霸權或通知的服從和信仰”。合法性與話語分析之間存在天然聯系。合法性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話語實踐，即采取適當的話語策略來賦予實踐和行為恰當性和合理性。將語篇、交際、互動等特征相結合，才能進行全方位的合法性研究。語言學分支學科中有不少交叉領域，如批評認知語言學、語料庫語用學等，這些理論被廣泛運用于政治話語分析中。

　　總之，塑造國際認知與合法性離不開多學科的協同發展。話語語言學在塑造國際認知與合法性中的重要意義表明，通過分析話語結構特征來探討國際問題，是區域國別學中的可行辦法。無論是話語中的隱轉喻、范疇化（認知語言學），還是話語的關鍵詞搭配、索引行搭配（語料庫語言學），或是話語的主題結構、句式特征（批評話語分析），都為從語言學層面研究政治文本和話語特征提供了很好的切入點。

　　社會語言學為語言規劃與政策研究提供范式

　　語言規劃與政策研究是典型的跨學科領域。運用以社會語言學為代表的語言學分支學科，并借助社會學、教育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方法，研究語言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可以很好地分析不同區域和國家，即不同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的語言狀況、語言政策、語言規劃、語言社會心理和語言教育等問題，從而展現出語言在不同區域和國家中的發展及其規律。

　　社會語言學在語言規劃與政策研究中擁有廣闊的應用前景。以語言規劃為例，全球化使各組織、區域和國家之間的依存關系更為緊密。語言規劃不再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而演變成跨組織、跨區域、跨國家的語言協調行為。因此，可以運用公共政策分析方法，研究語言政策的文本和實施效果，開展跨組織、跨區域、跨國家的語言政策對比研究和效果評估，考察語言規劃與社會發展、文化變遷之間的相互影響。社會語言學視域下的語言規劃與政策研究，也可以圍繞“語言變異”這一語言規劃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對語言的多種社會變體（如階層變體、性別變體、職業變體、年齡變體等）以及語言接觸與語言變化規律、言語社區等進行研究。此外，語言在區域和國家中的地位規劃、本體規劃、教育規劃、習得規劃和聲譽規劃也不容忽視。

　　語言政策是國家事務和規劃的組成部分，也是處理族群沖突、商業博弈、醫療問題等的重要方法。語言選擇是語言政策的核心。從本質上看，語言政策是針對不同情境下語言的選擇。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在《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中提出了語言政策的三個部分：語言實踐、語言信仰和語言管理。語言實踐研究語言在社區中的社會語言生態以及語言的實際應用場所。語言信仰研究社區中的語言信仰和語言意識形態，即研究“意識形態”概念在語言研究中的含義和語言、社會二者之間的互動機制。語言管理從管理者的角度出發，考慮管理者為修正他人語言信仰和言語付出的努力。斯波斯基提出的語言政策的三大部分，都離不開社會語言學的學科基礎。比如，國家語言政策的制定需要考察語言規劃活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即運用綜合手段研究不同社會領域的語言使用與語言實踐活動，以此為語言的社會應用提供基本原理和事實依據。

　　語言學作為一門以人類語言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徑可以為區域國別研究提供啟示。在統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背景下，高質量、全覆蓋的區域國別學不可或缺且越發重要。深化區域國別學的“語言學轉向”，有助于區域國別學在學科交叉中融合創新，從而開辟語言科學事業更加廣闊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