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認為諸子學說各有其核心觀念,但用一二字統攝一家學說往往會以偏概全。古人何以喜用一二字概括一家之學?首先,當然可說是行文簡潔的要求;其次,古人認為諸子之學是“道術為天下裂”的結果?!肚f子·天下篇》就說,“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于是“后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即諸子只各得道體一偏,各執一說,而所謂核心觀念才能成立,或如民國學者劉咸炘所謂“(諸子)持一說以該萬事,而自成條理”。
德道即真理
諸子百家“流蕩不返”。任國杰在新著《德本體─德道論》(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版)中提出,孔子晚年因研讀《周易》,使得自身學術思想發生關鍵性轉變,建立了一種以德為本體的思想體系,其完滿周備,兼包“古之道術”,而惜乎不能為時人所理解,故而孔子臨終有“天下莫能宗予”的傷嘆。該書以德作為儒家的核心觀念,充分體現了儒家的思想特質和主體精神。
《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彼就绞枪糯鞴芙袒癖姾托姓聞盏墓俾?,其重要職使就在于“敷五教”,以德教民。儒家“游文于六經之中”,而六經各有所教:“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薄蹲髠鳌焚夜吣暧终f:“《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笨梢娏浿?,終歸于德?!吨芏Y·鄉大夫》載:“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薄班l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藝”,也就是“德行道藝”,行由德發,藝本于德,故其根基仍在德。儒家提出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也以德為中心。如孔子云“為政以德”,“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云“沛然德教,溢乎四?!?,不一而足。尤其是從西漢至唐宋的“蜀學”思想家們(如嚴遵、揚雄、趙蕤、張商英等),構建起“道德仁義禮”的價值體系;《山海經》也兩次呈現出“德義禮仁信”(或“德順仁義和”)等首德貴義模式。
用“德”審視、觀照儒家思想史,依據黑格爾關于“原始的歷史”“反思的歷史”和“思辨的歷史”三分法,該書似乎進入了歷史哲學的論域。從形而下到形而中再到形而上的知識論談起,與數理、物理、地理、生理、心理、病理、命理、法理等知識相區別,作者直陳他講述的是“道理”——道的“理”。他認為世間道有千萬條,而因“非道德不尊,非德道不明”,“德”是最高的道、終極歸宿、實體和本體。如同知識論講各自“真”的“理”一樣,“德”為“真”知識,“道理”——德道即真理。這種認知與儒家關于“敬德保命”“德合無疆”“立德不朽”的思想是吻合的。
從易經中導入闡釋的維度
作者寢饋易學有年,2013年出版專著《童子問易》,得到李學勤等先生的賞識。他撥開“獨陰不生、獨陽不存”傳統認知的帷幔,嘗試窺探“乾”之靜專、動直,“坤”之翕辟成變的奧秘,發現了“德主生生”——事物生發運動的內在機制。更有進者,他洞察到《周易》之“元”皆不具有實體、本體義。他沿著老年孔子觀《易》之“德義”的路徑,對“乾,元亨利貞”四個概念做了新的詮釋:鑒于“嘉”有陽剛、升揚之義,“亨”(“嘉之會也”即動直)、“貞”(“事之干也”即靜專)應是講“乾”的“自否定”。而“元”(“善之長也”)指“至善”,“利者,義之和也”就是在陰陽平衡、三才共治語境下,講權利與義務的匹配和相應。他又運用傳統小學方法印證這一系列結論,如針對《易經》“人道”之仁與義范疇,說義的本義為“宜”(殺),義是對仁(泛愛)的節制,可引申為動機論義行;仁對義之溫醇,可引申為非動機論的義行。講“和”為匣紐歌部字,“合”為匣紐緝部字,認為“和”“合”音近,可以互訓,并從今傳本《系辭》和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蘇秦使盛慶獻書于燕王章》等文中找到例證?;诖?,“義之和也”句本有的動機論與非動機論義務之和的內涵得到了開顯?!袄?,義之和也”定義界定的正可謂權利與義務間對等、匹配和相應之關系。
此外,通過對“形”本身的研究,作者發現《易傳》對“法”下過定義:“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即一“形”,就具體性來說是“器”;如用它作“制器之器”,從普遍性角度講便為“?!焙汀胺丁?,就是“法”,進而深入價值法視域。在文獻利用方面,作者也力圖做到去偽存真、精益求精。如通過八角廊《儒家者言》等出土新證證明傳本《孔子家語》不偽;通過易經110多處“貞”字皆不作“貞問”解,“吉兇”也被轉換成“言乎失得”,證明“《易經》不是講迷信”說法成立。這種文獻批判方法的運用也是符合規范的。作者從《易經》中導入超越的維度,依“太上以德撫民,然后親親,以相及也”之法權主體,對倫理主體的優先性視角立論,令人嘆服。
“德道”與德之功用的強化
關于德與道之間的關系與德之功用的強化,在傳統文獻中有跡可循。德為本體,故“德者自得”。德的訓釋,典籍正依聲訓“得”。如《老子》“莫不尊道而貴德”王弼注:“德者,物之所得也?!薄墩撜Z》“志于道,據于德”邢昺疏:“德者,得也,物得其所謂之德?!边@種解釋均或隱或顯地將德與道聯系起來。而《管子·心術》認為“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講“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此中之“德”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道生一”過程中由虛入實的轉捩?!俄n非子·解老》謂:“德者,道之功?!标懙旅鳌独献俞屛摹罚骸暗抡?,道之用也?!薄独献印贰暗滦笾焙由瞎⒂种闭f“德,一也”,此則因德生成之功用,已將道與德關系模糊、黏合,進至歸“一”。這種道與德的歸“一”,被重虛無之道的諸家說成了“道德”;被重化育之德的儒家定義為“德道”,因為大儒荀子《解蔽》和董子《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分別提出了“德道”概念。盡管荀、董的“德道”講的皆為得道了的既濟,但著實體現了儒家尊道明德的思想實質。由此看來,儒家之貴德,在于德有生生之功,其學說之剛健有為也因此不同于道家的清虛無為。
作者強調,“德道”是以德本體論為基礎,以建構生態倫理、建設新型文明為旨歸的保合太和、萬國咸寧之道,其內涵極為豐富,如云它是“文明會通之道”,是“多極世界之道”,是“根系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道”,是“開源、開放、共建、共贏、共享之道”,是“分工合作之道”,是“科學、技術之道”,是“民權、民治之道”,是“殊途同歸之道”,是“崇德廣業之道”,是“三才共治的生態文明之道”等,誠可謂“儒道淵淵,德教蕩蕩”!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對既往學術史和學術前沿問題都有深入了解和關注,但書中仍存有疏漏,如作者提到近代四川經學家廖平有一套經學史“六變”的分期法,與事實不符,“六變”是廖平本人治學不同階段的概括,并非他對經學史的認識。
學術乃天下公器,一代有一代之學術。儒學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促使其率先進入“雙創”軌道,是更好地發揮中華文化的資政價值和淑世功能首要的任務。猶如歷史上儒學在各個轉型的關鍵時刻所起作用一樣,儒學的現代轉型,仍是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相關領域學者要黽勉從事的研究課題。如果說孔子刪訂“六經”開啟儒家學派,漢儒闡釋經典開啟經學時代,宋儒尊道崇理開啟理學時代的話,那么,面對全面提升法治社會“尊德、明德、守德”水準的新時代,現在正是開啟德教新時代的時候了。于此而言,該書的問世,自有革新儒學、引領世教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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