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規劃急于追求普遍性，希望建立和諧的、有序的秩序，以便將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加之于社會世界。但在鮑曼看來，秩序和混亂之間的矛盾關系代表了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F代性建構秩序的熱情在于克服矛盾性和偶然性，與對陌生人的壓制和排斥有關?！啊吧恕痪哂姓娴囊饬x”（齊美爾語），典型的作為秩序他者的陌生人是有序和純潔世界的塵埃，更是現代性所建立的穩定和固定邊界的潛在威脅。從秩序意志的角度來看，現代國家通過理性立法構建秩序和排他性的實踐，而作為秩序他者的“陌生人”威脅著秩序的確定性，也使得本應清晰可見的邊界黯然失色。換言之，秩序是一種雙重實踐，既包括對世界有意義的結構化活動，也包括將不同群體區分開來，以控制特定社會的再生產。 

　　根據啟蒙運動的總體規劃，現代人應該通過接受工作和國家的抽象價值而成為社會的一員。國家表達了一種比其獨立部分更大的歸屬感，而基于工作成就的社會分層結構則決定了一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但陌生人作為特定社會秩序不可避免的副產品，在秩序化的版圖內并沒有（也不可能有）位置。因此，鮑曼討論現代社會對待陌生人的不同方式時，在很大程度上效仿列維-斯特勞斯提出了改造“陌生人”的兩種策略，即“同化策略”和“排斥策略”。概而言之，“同化策略”是想盡辦法同化陌生人，通過新陳代謝賦予他們新的秩序與規則，使“陌生人”與“我們”的文化或語言變得相似，從而減少他們的陌生感?！芭懦獠呗浴笔窍氡M辦法驅逐陌生人，將他們限制在可控制領域的邊界之外，或者把他們關在特別設計的機構或貧民窟之內，以確保與“我們”保持安全距離。然而，現代性同時運用同化和排斥的策略，試圖從文化和身體上對陌生人進行雙重排斥，創造一個沒有陌生人的世界。正如鮑曼所批判的，現代社會構建社會秩序的雄心導致了一種合法化和科層化的形式，這是無法在現代性的秩序化趨勢和技術理性成就之外理解的。

　　作為現代文化他者的陌生人

　　鮑曼認為，文化是人類創造意義和秩序活動的一種表達方式。作為結構化的文化可以被解釋為一種實踐，“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世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馬克思語）。從本體論的角度來說，結構是人類構建世界的固有能力，人類不僅塑造世界，也被世界所塑造。在鮑曼看來，人類通過結構化的文化實踐塑造社會世界的結構化活動是一個不對稱的過程，這種過程“把受監護人置身于監護人/看守人的視線內”（鮑曼語）。換句話說，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控制程度取決于前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確定和預測后者的行為活動。根據鮑曼對文化的審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特定的社會和文化秩序的建立，不僅是人類在努力理解世界的過程中結構其自身世界的一種方式，還與人類自身的歸屬感有關。正因文化是一種結構性活動，人類才獲得了對于他們的歸屬感而言至關重要的集體身份。人類不僅在世界中找到了一個具體的位置，而且還找到了確定另一個人是否屬于某個群體的方法：判斷一個人屬于群內人還是群外人。群內人構成了一個集體的“我們”，代表的是朋友、社區和他人的親近，而群外人構成了一個集體的“他們”，代表的是敵人或局外人，并被置于一定距離之外。

　　然而，當陌生人作為文化上的他者時，邊界就變得模糊不清和不確定。鮑曼認為，文化他者不是加強邊界，而是使邊界問題化。在這個層面上，作為文化他者的陌生人是以第三種界限范疇出現在兩個已經確立的范疇之間，威脅著群內人和群外人的身份。根據鮑曼的研究，陌生人不構成基于社會、文化或種族相似性的獨立群體，他們不能被分類，也無法被分類。陌生人體現了存在于給定類別之間的“非位置”，即既非在“群內”亦非在“群外”，既非“朋友”亦非“敵人”，他的出現預示著對他所進入的文化的干擾。因此，陌生人的社會建構不同于群內人和群外人的社會建構，而是被建構在介于兩者之間的矛盾主體位置。在這種情況下，鮑曼引入矛盾性概念將陌生人描述為“絕對矛盾的混合體”。因此，現代工程為了維護和控制社會秩序，對陌生人的排斥是以文化的不相容性或不可混合性來表達的。

　　作為消費社會他者的陌生人

　　“所有的社會都會產生陌生者；但是每一種社會都產生了自己的陌生者，而且是以獨特的方式產生了他們?！保U曼語）當一個理性、有序、堅實的現代社會轉變為一個流動的、全球化的消費社會時，新的社會類別出現并發展，反過來構成了對偏離的陌生人進行重新塑造的基礎。鮑曼在對消費社會和它所依賴的社會他者的描述中指出，作為消費社會他者的陌生人是由“有缺陷的消費者”或“新窮人”代表的。在消費社會中，資本控制著市場，那么控制資本的人則在很大程度上構建著社會秩序，而不是被社會秩序所建構。這種控制和支配他人的地位滋生了新的不平等，因為消費者是根據市場的結構和消費能力被安排的，所以合格的消費者自認為是自由的，“通過對一切潛在的享受進行系統開發來實現存在之最大化”（鮑德里亞語）。然而，在一個圍繞著消費的選擇和自由組織起來的消費社會中，那些無法行使其自由的人則被視為有缺陷的消費者。在這里，鮑曼用陌生人的概念將對立的身份概念化。自我（合格的消費者）和他者（有缺陷的消費者）之間的關系是基于他者對自我身份的重申，以維持自我的身份認同。在鮑曼看來，消費社會所規定的陌生人（有缺陷的消費者），不是與需求相對立，而是與其自身消費能力相對立。因此，有缺陷的消費者不構成消費社會的功能性障礙，而是消費社會的存在方式和維持方式。 

　　此外，鮑曼還從全球化的角度論述了作為“被迫的旅游者”或“流浪者”的陌生人。在鮑曼看來，正如消費能力決定一個人是否是合格的消費者一樣，能否獲取全球空間和流動性構成了最重要的社會分層類型的基礎，它決定了一個人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在后現代多元的世界里，世界被分為旅游者和被迫的旅游者，或者游客和流浪者，后者屬于新的陌生人。旅游者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停留或移動，當新的、更令人興奮的機會在其他地方召喚他們時，他們可以放棄現在的位置。因此，全球化是面向旅游者的夢想和愿望的。旅游者之所以會流動，是因為他們發現可到達的世界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流浪者則沒有選擇流動與否的自由。流浪者一直處于一種無家可歸的狀態，要么被禁止離開自己的地方，要么被迫離開。流浪者與有缺陷的消費者具有相同的特征，都代表著不同的、矛盾的人，因為他們具有徘徊在有序的社會門口的不必要的特性。正是通過這種方式，鮑曼將流浪者理解為旅游者的噩夢，表明如果旅游者無法應對全球消費者的“流動生活”所帶來的壓力和焦慮，便會成為其自身的他者。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在鮑曼看來，現代性的宏偉工程雖然受到作為秩序和文化他者的威脅，并試圖邊緣化作為他者的陌生人，但實際上依賴于這些他者來構建自身。事實上，對秩序的渴望和對通過差異性建立身份的渴望并沒有減弱。而作為可能解決陌生人問題的路徑，一種更柔性的與之共存的方式更為可取。為此，鮑曼基于“陌生人”三重內涵的分析框架提出“為他者而在”的道德責任，即以一種道德的態度增進與陌生人之間的愛與責任，最終實現與陌生人的和諧共在。

　　（本文系黑龍江大學研究生創新科研項目“齊格蒙特·鮑曼后現代倫理思想研究”（YJSCX2022-014HLJU）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