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研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領域,國際學術界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影響力大,但中國學界長期缺位。太平洋史大致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西班牙人進入太平洋之前,第二階段是西班牙人進入太平洋之后,第三階段是美國人進入太平洋。近年來國際形勢風云突變,太平洋越來越成為全球熱點的中心話題,鑒于太平洋的重要性日益增長,國內學者需要進一步推動和促進太平洋研究。建議開展太平洋研究:一是要從基礎做起,這要求國內學者不能急功近利,只有把基礎研究做扎實,中國的太平洋研究才能更加深刻并符合國家戰略需要;二是要細化研究,并形成甘坐冷板凳的良好風氣;三是要將學問做“活”,只有這樣才能吸引讀者,讓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太平洋問題、關注太平洋學術研究。
區域國別研究目前取得了三大標志性進展:一是區域國別學成為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二是區域國別研究被納入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建構;三是區域國別研究被納入高校智庫服務能力提升工程“四位一體”工作格局。國別和區域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新時代國別和區域研究工作的總體要求就是要做到強化問題導向,以人才培養為核心,以學科建設為牽引,以智庫建設為突破,以學科轉型為支撐。國別和區域研究工作的核心任務是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設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實施以育人、育才為中心的社會科學整體發展戰略構建,構筑學生、學術、學科一體的綜合發展體系。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工作秘書處將一如既往對太平洋研究予以大力支持。希望借助此次高層論壇進一步提升我國大洋洲研究水平,共同打造太平洋研究學術共同體,開創大洋洲研究新局面,進而推動我國區域國別研究走向繁榮。
區域國別學背景下的大洋洲研究機遇與挑戰并存。機遇有四點:一是大洋洲研究在學理上獲得了與其他地區同等的地位。區域國別研究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以及區域國別學的問世,將在教育體制、學科設置、研究體系以及學術環境等方面根本改變大洋洲研究處在較為邊緣的地位。雖然區域國別研究泛指所有的區域和國家,但我們更要重視以前不受重視甚至忽視的地區和國家,重視以前不受重視甚至忽視的研究議題;二是在區域國別學背景下有利于大洋洲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傳統學科背景下,學科之間的嚴格界限因研究者的學術價值取向導致全面和系統的研究難以實現,區域國別學的多學科屬性將在機制上確保區域國別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統性。在此背景下應該全面審視已有研究現狀,厘定有待深入研究的領域和議題,整合研究資源,明確研究目標;三是大洋洲作為一個學術區域概念有利于大洋洲學術共同體的健康成長。學術共同體既是學術發展的產物,也是推動學術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平臺,在區域國別學背景下大洋洲研究的學術技術性也日益顯著;四是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研究的同質化現象。區域國別學注重學科之間的互動,注重研究體系的建構,使學術研究和社會服務相結合,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低水平重復研究的現象。區域國別學背景下大洋洲研究也面臨挑戰:一是研究基礎還相對薄弱,從事基礎研究的人員較少;二是研究體系建構面臨挑戰,在多學科參與背景下仍要重視基礎學科建設;三是學科建設面臨挑戰,由于新學科與傳統學科的關系錯綜復雜,學科建設不僅更加重要,而且難度也超出預期。
太平洋島國領袖的出身、教育等因素對中太關系的影響
分析相關國家領導人情況,以便在中太關系中知己知彼,掌握主動權,開展前瞻性工作,從而穩固和發展中太關系。
太平洋島國領導人的出身與其他區域相比具有獨特性,目前島國領袖的出身主要分為幾個等級:一是國王或大酋長出身;二是大酋長出身;三是酋長;四是貴族;五是中產階級精英;六是平民。在受教育方面主要分為四類:一是受英國及英聯邦國家體制教育;二是受英國教會教育;三是受美國教育;四是受美國教會教育。島國領袖的出身和所受教育對中太關系具有特殊影響:一是出身王室或大酋長家庭的領袖,決策堅定不易動搖;二是出身小酋長或貴族的領袖決策后容易動搖,看重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三是受英國教育的領袖比受美國教育的對中國更親密,偏見更少;四是出身于中產階級精英的領袖一般重視經濟發展;五是平民出身的領袖不善權術,在地區領袖中地位不高、影響力不大。
澳大利亞山林火災治理的得失與啟示
澳大利亞面臨的山火問題不僅是自然科學問題,也引發了不少社會現象。針對澳大利亞山火頻繁、猛烈的問題,首先澳大利亞本身就是一個降雨量有限且整體干燥的大陸;其次澳大利亞洪澇交替迅速,火災的隱患高;再次澳大利亞氣溫高,洪澇迅速交替后植被瘋長然后迅速干枯,容易引發火災。如何理解澳大利亞山火,一是澳大利亞土著人有利用火災改造地方景觀維持自己生計的傳統,主要通過燒荒來驅趕動物,清理土地,促進新的植物生長;二是土著人會通過選擇性燃燒來降低火災概率。關于“以火控火”面臨的問題,一是澳大利亞的自由居住權和土地產權對選擇性燃燒的抗拒,二是燃燒植被從審美上有很多人反對,三是遭到環保主義者的反對。澳大利亞在控火問題上也給我國所采取的干預自然活動和環境治理問題提出挑戰;我們可以從山火治理中理解澳大利亞治理的許多其他的問題,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澳大利亞。
后疫情時代的太平洋島國地區主義
后疫情時代太平洋島國地區主義有兩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太平洋島國深受疫情影響時期,其特點包括:一是地區整體的活躍度下降;二是地區議題的優先次序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公共衛生議題一度成為地區的首要議題,澳新主導權重新上升;三是島國內部出現了分裂危機,遠程會議成為地區合作協調的重要方式。第二個階段是太平洋島國地區主義的“回歸”,其特點包括:一是地區機制的活躍度重新上升,包括氣候、海洋議題重新回歸,并取得一定的成果,論壇分裂危機有所緩和;二是“藍色太平洋”成為太平洋島國地區主義的核心地區認同,在地緣政治博弈進一步加強加深的情況下,“藍色太平洋”的內涵也發生了一些新變化,中國仍應繼續推進和太平洋島國的跨地區合作。未來,太平洋島國地區主義受到短期因素和長期因素的共同影響,一方面島國希望自主地推動地區主義,另一方面,地區主義進程必然與域外大國的地緣政治博弈關聯緊密。我國推進與太平洋島國的地區合作既應更加重視太平洋島國內部的地區主義進程,也不能忽視域外大國之間的跨地區主義進程。
“奧庫斯”的階段性特點和未來動向
“奧庫斯”與“五眼聯盟”“四邊機制”相比,有三個新特點:一是成員減少,更加凝練,構成了“印太戰略”的內核;二是澳大利亞被推到前沿,需要深入研究“奧庫斯”期望澳大利亞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三是“奧庫斯”實質上是美國在亞太地區進行安全布局,武裝澳大利亞?;谏鲜鋈齻€特點,“奧庫斯”具有兩面性和模糊性?!皧W庫斯”聯盟組建一年多以來發生了新變化:一是澳工黨政府上臺,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參與世界事務,謀求與中國改善關系;二是澳大利亞建造核動力潛艇在實際操作中遇到問題,美國的產能與來自澳大利亞的迫切需求不匹配;三是由于烏克蘭危機爆發,美西方的視野轉而投向歐洲,對澳大利亞軍事需求的關注程度相對減少;四是澳大利亞國內對“奧庫斯”的質疑越來越大?;凇皧W庫斯”聯盟的新變化,一是分化了美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導致“奧庫斯”三國與法國等盟友之間的矛盾;二是澳大利亞不惜代價加入“核俱樂部”,遭到來自地區和其他國家的強烈反對;三是基于“奧庫斯”的軍事合作使澳大利亞承受巨大的財政負擔?!皧W庫斯”與全球發展潮流背道而馳,我國應對三國合作的實質有清醒的認識,對澳大利亞目前與中國改善關系的動機有準確判斷,靈活處理兩國間爭議問題,變被動為主動,進而掌握先機。
印太經濟框架與大洋洲政治經濟新格局
關于亞太地區大國博弈新形勢、印太經濟框架的政治經濟內涵和印太經濟框架對大洋洲政治經濟格局的影響有以下三方面:首先,目前亞太地區大國博弈呈現一種全方位滲透的格局,亞太地區合作演進的三種路徑分別為競爭性互補、競爭性替代和競爭性整合。其次,在觀念層面印太經濟框架所傳遞的觀念。一是盟友觀念,即地區成員對美國來說是友美的還是非友美的;二是價值觀念,包括貿易支柱、供應鏈支柱、稅收與反腐敗支柱;三是認知觀念,涵蓋更具彈性、更好的經濟議題化,關鍵礦產供應鏈和關鍵部門可追溯性和協調多樣化。再次,在規則層面美國的訴求,一是推動數字經濟合作,打造強有力的勞工和環境標準;二是建立供應鏈的預警系統;三是構建能效標準;四是制定和執行“有效和強有力的稅收、反洗錢、反賄賂”制度。這些因素會在兩方面影響大洋洲政治經濟格局。一是會加劇大洋洲政治領域的分化,二是大洋洲政治格局的外部性更加凸顯。
從抗疫看美國對太平洋島國政策
美國對太平洋島國抗疫援助,對中國的太平洋島國政策產生一定的影響。第一,美國將充分調動盟友,力圖主導地區相關議程;第二,美國形成了涉及各個領域的太平洋戰略,矛頭直指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友好關系;第三,太平洋島國對美國開展對華競爭持警惕態度。面對上述情況,中國與太平洋島國合作在一些領域將受到挑戰:一是美國加強在太平洋島國的外交存在對中太關系潛在的壓力;二是美國大肆渲染債務問題,重視掌控島國通訊、電信等領域的基礎設施,對我國援助基礎設施建設不利;三是中太漁業合作面臨新挑戰;四是中太安全合作受到以美國為主的多方圍堵。
“主體的綜合外交戰略”視域中的日本南太平洋島國外交
主體綜合外交戰略的主要目標是最大限度實現日本的國家利益,確保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國際秩序中的主體性和話語權。日本對南太平洋島國的外交目標:一是確保并擴大親屬國家群;二是把南太平洋作為日本漁業資源和海底資源的重要供應地;三是謀求聯合國、國際捕鯨協會等國際組織對日本提案的理解和支持;四是在氣候變化等問題上使日本成為該地區的代言人;五是確保南美海上交通要道的安全;六是抑制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日本對南太平洋島國的外交主要是從雙邊外交、多邊外交和政府援助三個方面展開。面對日本對南太平洋島國外交的挑戰,應該首先深化國內改革,加強自身發展,提高外交綜合實力;其次要全方位、多層面、多渠道發展與太平洋島國的關系;再次要加強與南太平洋島國舊宗主國和主要援助國在地區安全戰略上的溝通交流;最后應探尋中日兩國在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管理、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和具體路徑。
美國對南太平洋地區的外交戰略選擇
主要有三種文化影響美國對太平洋島國的政策:一是美國例外,這代表了美國主流的身份認知以及主流的政治文化;二是有限干預,其目的是當美國逐漸減少或者完全撤走武裝部隊,將權力和代理權下放給當地組織和公民后,也能夠實現美國的具體目標;三是戰略否認,體現為美國威懾戰略的可信性,通過否認使對手確信可能無法通過行動獲得潛在的收益。20世紀50年代中期確立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南太平洋地區秩序。這一時期,一是出于成本考慮,美國尊重盟國和地區大國的利益,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作為代理人;二是出于地緣因素考慮,美國與自由聯系國成員保持著密切的雙邊關系。拜登上臺以來,美國一是通過對外援助、駐軍等控制外交,保持對自由聯系國的絕對權威;二是尋求與太平島國建立機制化合作關系。美國對地區事務的主導優勢主要體現在:一是由美國供給以安全為主要產品的壟斷資源;二是聯盟內部存在不對稱干預,一方面美國優先開展與傳統盟國的多邊機制合作,另一方面美國要與南太平洋地區國際組織構建機制化的合作關系。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與中國的海洋權益維護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一是推動了沿線國家藍色經貿交流的互利共贏與快速發展,亞投行和海上絲綢之路基金等平臺提供了重要的支撐和保障;二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取得了重大成就,港口建設有效保證產業鏈供應鏈的暢通,海上航線作為運輸橋梁發展迅速,經貿產業園和經濟走廊建設蓬勃發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了與沿線國家的通訊互聯互通;三是積極開展與沿線國家政策溝通,合作機制日益增多,合作范圍不斷拓展;四是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在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進了民心相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主要面臨四個方面的風險挑戰:首先,最大的挑戰來自美國的“印太戰略”;其次,關于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負面言論和報道引發輿論風險;再次,沿線地區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最后,國內統籌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也面臨壓力。規避上述風險需要做到以下幾點:一是管控分歧、聚焦合作,避免戰略誤判;二是要構建互信,增強認同,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三是要加強溝通、防范風險,深化對沿線國家的調查研究。
近年中新雙邊關系的特征與發展趨勢
從全球化國際關系、地緣政治等多維度對比觀察,中新50年構建的雙邊關系堪稱典范。中新建交以來,整體而言,雙方逐步構建了相互信任、互惠互利、具有穩定性和創新性的雙邊關系。50年來中新雙方始終共同努力,克服各類掣肘與負面影響,保持了持續穩定的良好發展態勢。21世紀以來,中新雙邊關系進入了更為穩定、建設性強的快速發展。新冠疫情以來,中新雙邊關系經歷一些困難的局面,但仍舊保持了較為穩定、共同繁榮、共同發展的局面,并致力于探討新的合作領域。中新雙邊關系的核心特征是50年來中新幾代人的認知、友誼與共識:一是雙方自信,妥善把控底線;二是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化解分歧;三是相互信任,共謀發展,互惠互利;四是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面具有共識;五是價值觀趨同,國家政府結構與管理機制相似。經貿、教育與旅游作為中新雙邊關系的壓艙石,中新在生態保護、氣候變化和綠色經濟等領域合作前景廣闊,雙方應攜手構建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未來。
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關系
近年來太平洋島國受包括中美在內的大國關注度提高。這說明,一是大國圍繞太平洋島國的博弈顯著上升,歷史上島國從來沒有受到大國如此高的關注;二是美國在太平洋島國的行動直接針對中國,美國將中太合作污名化,把經濟合作政治化,渲染所謂的債務陷阱,歪曲中國意圖,對中國與太平洋島國深化雙邊關系存在焦慮和緊迫感;三是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合作要繼續推進,不為美國所動,國務委員王毅出訪島國體現出中國對島國的高度重視,要與島國繼續開展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四是面對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優勢地位,我國應該客觀準確評估自身能力,評估自身的優勢和不足,制定合理的政策目標;五是要從中國、美澳和太平洋島國三方視角看問題,尊重島國實現和維護自身利益的訴求;六是要注意適度緩解澳大利亞的顧慮和擔憂,從中長期的視角考慮如何更好發展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雙邊關系。
構建平等互利的中國—大洋洲合作關系
中國與大洋洲的合作關系應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體現出差異化,與太平洋島國的關系是根本。太平洋島國拒絕接受美國所謂文明沖突的理論和“中國威脅論”,不愿把大國競爭變成文明沖突,島國拒絕接受西方粗暴干涉太平洋島國地區。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發展關系要堅持以經濟發展為導向,合作為導向,和平為前提。將已有合作提質增效,加快和太平洋島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強化與太平洋島國人文交流,密切民間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網 張清俐 王晏清/整理
推薦閱讀:
掃碼在手機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