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麟先生是德國哲學乃至西方哲學引入中國的倡導者、引領者、實踐者。我對這一點的認識是逐步加深的，也可以說，我是逐步才有了正確的認識。這與自己的學術認識和發展相關。

　　我1978年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讀研究生，聽過賀先生的課，1981年畢業留哲學所工作認識了賀先生，聽說了賀先生許多與黑格爾哲學翻譯的故事。1996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了一篇文章《論“真”與“真理”》，指出應該把truth譯為“真”，而不是譯為“真理”，應該主要在“是真的”（is true）意義上理解truth。我探討的文本主要就是賀先生翻譯的《小邏輯》。這說明賀先生的工作對我是有影響的，而且由來已久。

　　在漢譯哲學著作中，陳康先生翻譯的《巴門尼德斯》是我讀得比較早的著作，對他關于“信達雅”的論述念念不忘。其實賀先生關于翻譯也早有論述，只是我最近才讀到，有些孤陋寡聞了。賀先生很早就在其翻譯的《黑格爾學述》的序中提出三條原則，其一、二兩條是關于學術論述和行文的，談到“應打破中西新舊的界限”，以“真理所在實事求是”為準則，“應打破文言白話的界限”，以“理明辭達情舒意宣”為準則；第三條徑直與翻譯相關：“翻譯應打破直譯、意譯的界限，而以能信能達且有藝術功力”為準則 。（賀麟：《<黑格爾學述>譯序》，載《黑格爾哲學講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23頁。）這三條原則明顯談到“信”和“達”，也談及“雅”（“藝術功力”）。 賀先生提出這三條原則同樣因循嚴復的說法，而且早于陳康先生，只是由于它們不是在黑格爾的譯著中，后來賀先生又較少提及，結果沒有流傳開來，反而被忽略了。

　　這三條原則比較明確，賀先生關于它們的論述也非常簡單，不到一頁紙。但是在我看來，其中有豐富的內容。賀先生稱自己的翻譯“不拘泥于直譯意譯的限制”，自己的譯文有一些“不中不西亦新亦舊的材料和名詞”，“算不得直譯，亦算不得意譯”，而是“有時直譯以達意，有時意譯以求直”。對于其翻譯的優劣，賀先生明確地說：“以求真、求是的眼光去評判可也?！?（賀麟：《<黑格爾學述>譯序》，載《黑格爾哲學講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23頁。）而且賀先生明確指出，這是為哲學翻譯設立的標準，（賀麟：《<黑格爾學述>譯序》，載《黑格爾哲學講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24頁。）由此也顯示出賀先生的哲學意識，也是一種專業和學術的意識。

　　二十多年前我曾批評賀先生《小邏輯》的翻譯，說他把同一個Wahrheit譯為“真理”“真理性”“真實性”“真”等等，不嚴謹。（賀麟：《<黑格爾學述>譯序》，載《黑格爾哲學講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23頁。）（王路：《論“真”與“真理”》，《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6期）近年來我在討論truth的問題時，也談到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的一段譯文。這段譯文很短，同一個Wahrheit出現兩次，分別被譯為“真理”和“真理性”。我雖然不贊同賀先生的翻譯，認為應該譯為“真”，但是我認為，賀先生的翻譯表明，他認識到“這里所說的不是真理，而是真理性”。字面上我們可以說賀先生的翻譯不夠嚴格，但是這也反映出賀先生“在認識上的努力”，是“在理解‘Wahrheit’一詞上的一種進步”。（王路：《真、真理與真相》，《湖北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我說這話時尚未讀過上述三條原則。今天對照它們，我體會到，賀先生的翻譯體現了他所說的追求“真理所在實事求是”。他不會不知道這同一段話中是同一個Wahrheit，譯為兩個詞會有問題，但是他還是要這樣譯，這一定不是隨意的，反映出他的努力，對原著的理解的努力，對使中文再現原著思想的努力，因此有了“真理”和“真理性”的翻譯。

　　賀先生一生奉獻給德國哲學的翻譯和研究，他譯的《小邏輯》非常出名，也十分重要，影響了中國幾代學人。賀先生翻譯和研究黑格爾，可能與留學經歷和個人興趣有關，但是在我看來，更重要的還是源于他對德國哲學和黑格爾哲學的認識。他曾說過，英國哲學先引入我國，也容易些，德國哲學是后來引入的，理解上也難。他認為，一定要從斯賓諾莎和康德來理解黑格爾，也要結合黑格爾所處時代來理解黑格爾。而在關于黑格爾的研究中，他提出，要以《精神現象學》為基礎，以《邏輯學》和《小邏輯》為主干。這一認識是不是有道理乃是可以討論的，但是正因為有這樣的認識，賀先生特別重視《小邏輯》。他不僅翻譯《小邏輯》，多次修訂其翻譯，還寫論文、作報告、授課、講解和宣傳黑格爾的邏輯學。他培養學生從事翻譯事業，特別是翻譯德國哲學和黑格爾。薛華先生1962年起跟賀先生讀研究生，他說，賀先生“一再”向他“講述翻譯事業的重要性”，教導他一定“不要輕視翻譯，并說做學問要從翻譯一本書，寫一個譯序來起步”，強調要努力“學習德文，一定要達到使自己能夠直接從德文原文翻譯的程度，而且這不應當僅僅限于哲學方面，在文學上也應當進行嘗試”；賀先生還鼓勵他“努力達到用德文翻譯中國經典的程度，努力能夠用德文思維和寫作”；不僅如此，賀先生還讓他翻譯德國哲學，“親手對照德文對譯稿進行修改”。（參見黑格爾：《哲學科學全書綱要》，薛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譯后記，第436頁。）梁存秀先生一直跟著賀先生學習和翻譯，和我說過許多類似的故事。所以，讀著薛先生樸素的訴說，我的眼前會出現一幅幅生動的畫面，賀先生獻身德國哲學和黑格爾研究的形象變得高大和豐滿起來。我也更加理解，為什么梁存秀先生晚年一再和我說，他要通過翻譯黑格爾著作集建立起一支翻譯隊伍，把賀先生開創的翻譯事業繼承和發展下去。這里有他的追求，也有賀先生的一生榜樣和精神感召，一如薛華先生說，賀先生的言傳身教足以使他“終生去追求，去享用”。（參見黑格爾：《哲學科學全書綱要》，薛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譯后記，第436頁。）

　　我在哲學所20多年，常聽人們說“金岳霖賀麟傳統”。金先生以邏輯著稱，賀先生以《小邏輯》聞名。以我的體會，這個傳統體現的是邏輯與哲學相結合，而且是現代邏輯與德國哲學那樣的哲學相結合。離開哲學所20年，我越來越體會到，這是哲學所一個寶貴的傳統，應該繼承和發揚，也應該重視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