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曉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上海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組織社會學、城市基層治理、社會組織研究。主要代表作有《當代中國社會組織的制度環境與發展》《黨建引領下的當代中國社會治理轉型》《技術治理的運行機制研究——關于中國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等。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談到，改革的重大成效之一是“我國社會大局保持長期穩定，成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這一論述是對我國社會治理創新取得成績的客觀評價?？紤]到中國社會過去40多年來經歷的巨大轉型和面對的復雜情況，如何對已有治理經驗進行系統化提煉，在制度文明的意義上討論“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模式”就成為一項具有時代緊迫性的理論課題。

　　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模式及其獨特性

　　國際學術界以西方國家治理實踐為藍本勾勒了治理現代化的基本輪廓，包括：基于法理權威的科層制政府、與國家相對應且獨立自主的市民社會、廣泛民主參與的多元治理體系等。與這些標準相比，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探索的社會治理模式既有相似之處，又有其獨特性。

　　強調黨建引領的核心制度取向。黨建引領已成為推動多方主體協同共治和提升治理體系整體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這一制度蘊含了跨組織協調、為流動社會搭建治理網絡、推動治理共同體成長三個維度的要素。這些要素又借助于黨建的政治引領、激勵驅動、網絡整合機制，有效應對了治理轉型中諸多深層挑戰。黨建引領對于推動服務型政府改革、引領中國社會公共性有序發展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績效導向的“有為政府”。區別于西方國家工業化以來建立的科層制政府體系，中國政府一方面不斷強化規則導向的運作機制，另一方面則對治理績效高度敏感。在橫向競爭機制和多維壓力機制的共同作用下，各級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在“重心下移”的制度背景下，形成了持續提升公共服務與公共管理質量的動力機制。

　　全覆蓋的治理組織網絡。中國社會治理的重要特征是在基層村、居層面形成了細密的治理組織網絡。依托這一網絡，公共產品得以有效遞送，公共管理得以有效組織，風險與矛盾可以在一線化解。這種整體性部署、全方位覆蓋的治理網絡是中國社會治理體系的獨有特征。

　　秩序與活力并舉的社會自我協調機制。與建立在自由主義和個體主義基礎上的西方國家社會利益協調機制不同，中國社會治理體系更強調在激發社會活力的同時，實現秩序與活力并舉。這一制度思維與西方多元主義、法團主義都有根本區別，構建了一種漸進式演進、更注重政社合作的新型社會發育模式。

　　中國式治理的文明意涵

　　任何一種治理模式本質上都蘊含了人類社會關于秩序何以可能的考量，并嵌入特定的制度文明之中。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社會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種破解人類社會普遍性矛盾的總體性思路，其中蘊含著獨特的制度文明意涵與啟示。

　　在多維價值取向間尋求均衡的核心理念。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實踐強調在一系列暗含張力的價值理念間尋求均衡。概括來看，中國的治理模式一直試圖在廣泛的社會參與與有效國家權威構建之間、富有活力的地方創新與整體有序的治理體系之間、地方治理競爭與公共利益維護之間尋求動態均衡。

　　在多元利益協調中始終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理念。在現代治理體系越來越呈現出“技術治理”特征的背景下，這一核心理念對于推動治理體系緊密呼應人民需求具有重要作用。以人民為中心理念一直推動著中國治理體系在多元分化社會中尋求最大公約數，其對于修正治理實踐中普遍的績效主義的發展觀、改變科層體系低效率剛性運行等治理頑疾具有重要意義。

　　在復雜社會整合中強調共同體思維。中國社會治理創新的核心目標是努力塑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其基本思路是通過公共性領域的構建推動多方主體間形成緊密依賴的共同體意識。需指出的是，中國式治理創新的獨特性是既賦予了共同體以現代性內涵，又充分運用傳統中國社會“家”的邏輯予以改造，這在基層社會治理中表現得更為鮮明。

　　以上價值與精神持續貫徹于中國社會治理創新的實踐之中，使其不僅在制度形態上展現出自身獨特性，更在制度文明意義上指出了社會有序發展的新路徑。

　　當代中國治理實踐與理論話語創新

　　面對豐富的改革實踐，中國社會學要形成更貼近改革情境的理論話語，在“制度文明”的層次講好中國治理轉型的故事，需進一步探索。

　　對當代中國社會治理轉型的核心價值理念與思想基礎進行系統闡述。我國理論界在較長一段時間里對中國社會治理轉型的研究仍停留于“白描”層次，缺乏對其后思想理論淵源的挖掘。這導致了學術對話中的種種局限，社會學應在此領域形成時代性理論成果。

　　對中國治理體系的核心特征進行整體性分析與理論提煉。我國學術界對自身治理體系的很多基準理論判斷都建立在西方政府、政黨理論基礎上，忽略了“黨建引領”“條塊政治”等中國特有的治理特征。社會學近年來的前沿研究在此領域已有所探索，未來還需進一步在現象闡述、機制分析的基礎上提煉本土化的理論概念與分析框架。

　　要對中國式社會發展路徑形成更為貼切的理論闡述，從而超越西方基于“國家—社會”兩分理論而形成的理論框架，對中國式政社關系、社會發育路徑形成更具解釋力的理論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