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學術中國·2022”國際高峰論壇是一場文明交流互鑒的盛會。圍繞“大變局中的文明:中國與世界”主題,百余位中外著名學者進行了多學科、多維度、多層面的深入研討,交流思想,辨析問題,探討學術,增進友誼,迸發出智慧的光芒,成果豐碩。論壇已經閉幕,思想學術創新的啟迪又將在期冀中深入展開。本報今摘發大會五個平行分論壇的評議部分,以饗讀者。
第一場研討
評議人:豐子義(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剛才八位教授的精彩發言,信息量、思想含量都非常大。
從內容上來看,八位教授的發言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側重于現實問題,主要有吳曉明教授、辛向陽教授、劉建軍教授、韓慶祥教授;另一部分側重于理論問題,有孫利天教授、李景源教授、戴維·麥克萊倫教授、大村泉教授。當然,兩部分的劃分只是相對的。因為講現實肯定得有理論支撐,同樣,理論也需有現實觀照才行。這是我的一個深刻體會。
吳曉明教授談的問題,與張江教授在開幕式上談的主題高度相關,就是當代學者的使命和擔當。吳曉明教授講的使命和任務即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要學術任務,也是我們必須要肩負的時代擔當。關于這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的多次重要論述中的觀點是非常鮮明的,人類社會每次重大的躍遷、人類文明每次重大的發展,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吳曉明教授主要是從這里開始闡述的。他從哲學切入,講到黑格爾和馬克思對哲學的理解。黑格爾講哲學就是把握思想中的時代,馬克思講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盡管表述不一樣,但都是講哲學離不開時代。離開了對時代的把握,哲學就是無根之萍,沒有土壤。哲學必須關注時代,把握時代。吳曉明教授提出一個重要觀點,就是要擺脫“學徒狀態”,要獲得“自我主張”。我覺得,他提出的觀點確實非常重要。實際上,大家可以回顧一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重大的理論創新哪一個純粹是從文本里解讀出來的,或者是從哲學思辨中推導出來的?實際上,重大的理論創新都是以研究現實問題為開端,積極回應時代要求產生出來的。這不是喊一句口號,提倡一下而已,而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孫利天教授主要是從文明觀點看多元的哲學和生活世界的關系。他從哲學的表述說起,提出哲學是文明活的靈魂,也就是哲學和文明存在密切關系。孫利天教授認為講文明必須講哲學,要對哲學與世界的關系進行深入的辨析與討論。一方面,哲學必須要關注生活世界,必須傾聽生活世界的呼聲,不能遠離現實世界;另一方面,哲學又必須以差異化、多樣化的觀念切入生活世界?,F在到了全球化時代,全球化肯定是多樣性、差異性的。所以,由此引發的問題就是哲學必須是多元的,不可能是唯一的、一元的。孫利天教授認為,真理是一元的,哲學本來就是多元的、多種多樣的。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種哲學,應該是多元哲學,不同哲學之間應該相互對話,相互交流。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哲學,那么哲學也就終結了,文明也就終結了。孫利天教授最后的結論是反對哲學的獨斷論,反對文明獨斷論。我認為,這是哲學對文明的一種重要理解,是非常深刻的。
辛向陽教授講的是文明強國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些年,講文化的比較多,講文化軟實力比較多,研究文明強國的相對比較少,提的也比較少。毫無疑問,文化強國和文明強國還是有些區別的:文化強國主要是從文化、經濟這兩個層次來展開的;文明強國是多層次的,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是個綜合的概念。
劉建軍教授主要對人類文明新形態進行了學理性解讀。首先是從人類文明新形態創造問題談起,即是誰創造的,創造主體是誰?他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我覺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個表述闡明了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學理嚴謹扎實。其次是分析人類文明新形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問題,這是非常重要的。實際上,人類文明新形態本質上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文明新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或者中國創造的文明是多種多樣的,體現在方方面面,最根本的是制度文明。其他文明都是從制度文明引發出來、體現出來的,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他文明都談不上。所以,必須抓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關鍵詞。最后是講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新”怎么理解,有時間上的新,脈絡上的新。進而講到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五大文明整體考慮,凸顯了幾個維度,提出了三個學理命題:一是中華文明新形態,二是現代化文明新形態,三是社會主義文明新形態。劉建軍教授的解讀很細致,同樣具有啟發性。
韓慶祥教授從對比的角度來講文明新形態,不是單純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解,特別是跟西方所謂的文明對比講起,認為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實際上就是帝國思維。接下來講的九個方面的問題很細,有很多閃光的東西,包括從理論上來講文化與文明的區別和聯系,講文化是人化,文明是化人。他還講到了幾個文明的劃分,中國的傳統文明主要講倫理性文明,西方近代是資本文明,中國的文明新形態是人本性的文明,這些觀點非常具有啟發意義。
李景源教授在發言中講的是唯物史觀與文明建構,主要是講鄧小平理論的起源,這是一個新問題。過去我們研究鄧小平理論,很少探討鄧小平理論起源問題,因此李景源教授提出的問題很有新意,與今天的主題是聯系在一起的。他的學理邏輯是這樣的:把鄧小平理論歸結到唯物史觀,唯物史觀開創了新文明,這是基本邏輯。他講到,鄧小平理論起源于兩大問題,一個是對傳統馬克思主義觀的思考,再一個是對傳統社會主義觀的思考。鄧小平理論的創立,就是對這兩大問題的回應和解答。由此,李景源教授提出兩個核心觀點,即對傳統馬克思主義觀的撥亂反正是鄧小平理論的靈魂,對傳統社會主義觀的撥亂反正是鄧小平理論的核心,一個是靈魂,一個是核心。不管是靈魂也好,核心也好,都是強調這兩個“觀”,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觀和社會主義觀具有極端重要性。他接下來講對這兩個“觀”的理論看法:撥亂反正,最根本的是堅持唯物史觀,核心是實事求是。這也是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開創和文明新形態的秘密所在。應該說,他在原有的理論基礎上作出了新的闡述,很有啟發性。
戴維·麥克萊倫教授的發言講了兩組概念,一是中國與世界,一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第一組的中國和世界,實際上就是講現在我們都生存在同一個地球、同一個世界,面臨共同危機,所以必須合作。面對世界的各種挑戰,中國最有能力來解決世界危機,比如氣候變暖問題。第二組概念是關于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問題,他認為真正的人類文明只有到共產主義才能實現。他還提出平等是資產階級的概念,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平等是虛假的、表面上的。
大村泉教授主要是研究文本,對《德意志意識形態》有精深的研究。他回應了學界的一種觀點,馬恩全集新版本即歷史考證版中的一些提法與原來的提法不一樣,原來我們說唯物史觀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中創立的,那是唯物史觀形成的一個標志。新版好像對這個問題有一些新看法,但他還是維護原來的觀點,認為真正的唯物史觀還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中提出來的,并為此作出詳細的考證。他提出唯物史觀應該是馬克思進行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引導線,或者是提出了一個假說。我認為他的提法和列寧的看法相近。列寧提出,《資本論》問世以后,唯物史觀才從假說變為科學??傊?,大村泉教授講的唯物史觀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引導、先導、方法論,這是有意義的思考。
第二場研討
評議人:吳曉明(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剛才七位學者的發言,從各個角度、各個領域來探討文明的互相理解、互相交流、互相借鑒問題,很多觀點非常有啟發,使我受益良多。我謹就有些觀點的進一步展開提出一些建議。
楊耕教授給我啟發最大的是,他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存在各種矛盾,包括傳統和現代、本土和外來兩種異質文明的互相碰撞,引導中國式的現代化進程,引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因此,在中國發展過程中的市場化、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是完全被壓縮在同一個進程當中的。我期望楊耕教授展開具體化的研究,能夠產生更多新的系列成果。
豐子義教授講到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深刻改變,特別是講到中國的發展,歷史性地產生了新道路和新形態,強調新形態是一個總體概念,包括各種因素和五大層面。同時,它是一個新的范式的建立,包括理念、精神和價值等。因此,他講到人類文明新形態將貢獻于人類文明總體,改變文明的格局,拓展發展道路,并且為人類文明注入強大的活力。這主要是一個概念方面的分解,如果豐子義教授將來在歷史性方面做更多考察的話,我認為一定會產生引人注目的成果。
楊國榮教授講的是哲學視域中的中國哲學。他特別提到哲學是非常獨特的,是區別于知識的特殊類型。世界歷史使得世界哲學成為可能,因為現代性開辟出世界歷史的時候,讓原先地域性和民族性歷史都進入世界歷史整體當中。因此,楊國榮教授特別講到了求其通,也就是存在統一性領域的敞開和澄明,要求進入本源領域以及超越界限,特別講到了超越界限和超越知性的哲學見解相聯系,我非常贊同。我的建議是,世界歷史確實為世界哲學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間,但是現代世界本身是異化的世界、分裂的世界、對立和沖突的世界,所以并不能直接成為世界哲學的舞臺,實際上應該是在揚棄的現代世界當中,真正使世界哲學成為可能。所以,謝林在晚期實際上是黑格爾已經去世的時候提出:“世界哲學在現在根本沒有看到一點跡象的,世界哲學還離我們非常遠?!蔽业目捶ň褪?,世界哲學的基本趨向非常重要,而且已經顯示出了可能性,但是它的實現實際上是在揚棄的現代世界當中才能真正成為可能。因此,馬克思講到的哲學世界化和世界哲學化,也是在新文明類型當中才能夠真正展現出來。
孫向晨教授提出作為文明論范疇的“家”的概念,特別講到其在中國傳統當中有深厚的根基,講到了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理論,主要闡述的就是“家”何以成為文明論的范疇,特別是在中國傳統當中有深刻的根基。我的建議是,軸心期不同的哲學和文明,唯獨在中國用這種方式使得“家”能夠長期保存,并且成為文明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梢员容^一下希臘文明的解體,一方面,蘇格拉底說出了希臘文明解體的主觀性,因此按照黑格爾的說法是理所當然的被判處死刑。另一方面,在《理想國》當中,要求把國家的實體性重新當成掌控或者支配主觀性的重要方面。如果這樣來敘述的話,文明論的方面就能夠更加突出地在比較中清晰體現出來。特別是孫向晨教授最后講到關于文明論范疇的當代意義,同樣可以在比較中使它得到更加清晰的表現,比如講從尼采和海德格爾以來,“上帝死了”而導致了歐洲虛無主義的降臨,海德格爾把歐洲的虛無主義看成是形而上學的歷史天命。在這樣的厄運當中,如何顯現出甚至成為海德格爾哲學當中非常重要的標志性術語叫“無家可歸”狀態。同時,他又講到一切本質和偉大的東西都是從人有個家,并且在傳統中生了根這一點產生出來,就是家在傳統中生根。事實上,感受到這一點的恐怕不僅僅是尼采和海德格爾,還包括當時許多思想家甚至是詩人,比如荷爾德林。
郗戈講到了駕馭資本的問題,主要是從概念分析和基本邏輯上把這個事情講得比較清晰。也就是說,在中國的歷史性實踐當中,資本的兩重性在起作用的同時,又作為意志的因素,作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在控制、調整它的某些方面。我覺得這也是很有啟發的。特別是講到了兩重性,一方面是生產關系,即作為生產性要素,一方面是物,即社會關系。因此,討論了駕馭資本的形成?;镜亩ㄎ恍纬芍?,如果能夠形成與社會歷史相關的更加具體化的論述,特別是結合中國實際作出具體化的論述,也能產生更多的成果。
孫樂強教授講到了現代文明主要的三個規定:第一是資本邏輯;第二是擴張文明,以弱肉強食作為基礎的;第三是意識形態的統一,實際上如果用馬克思的話來講是意識形態虛假的統一。我的建議是,今天的哲學只有站到西方哲學的自我批判的立足點上,才能真正地理解古代哲學和東方哲學。此外,孫樂強教授講到的市民社會問題,我認為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它對于理解中國社會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孫樂強教授也提到了黑格爾關于市民社會的定義,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關于這點,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反復講到過,并在簡短的一段話當中說,只有在基督教世界當中才真正產生出原子式的個人,以及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分布。所以,理解中國社會,我的基本觀點是:第一,不存在原子式的個人是理解中國的鑰匙,也是孫向晨教授講的家的原則仍然在起作用,而蘇格拉底時代在希臘的倫理當中是家庭原則的解體;第二,中國社會正在發生重大的轉變,但中國社會轉變的可能性在于它成為市民社會的不可能性。
德國波多·洪姆巴赫教授講得非常簡短,標題是《大變局時代的國際合作》。我確實感到他有非常美好的心愿,他談的那些觀點一般來講我都贊成,是基于非常公平的立場,有許多善意的呼吁,但是他對這個世界抱有浪漫主義和溫情主義的想法。對于康德的永久和平論,我們永遠高度地贊賞,但是永久和平論后來遭到黑格爾的駁斥,康德在理念當中虛構出來的永久和平,只要碰到現實就土崩瓦解。因此,我覺得我們有必要更加冷靜并且現實地來觀察當今世界的變局才行。
第三場研討
評議人:孫向晨(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教授)
八位專家圍繞論壇主題作了非常精彩的報告,其中七位是學者,一位是政治家。
魯道夫·沙爾平先生作為政治家,對于當代的挑戰、人類共同面對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在中西合作框架下的有益思考。我的一個很重要的感受就是,聚焦“共同的挑戰、共同的問題、共同的責任”,我們要共同制定規則和標準。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地球變得越來越小,所有事情都相互結合在一起,但是解決人類共同面對的重要問題,規則在哪里?標準在哪里?從七位教授的分析當中,我們也會看到,幾百年來的現代化進程,首先或者說它主要的是基于西方文明的特點來加以推進的,從而制定了一系列西方的標準,并成為應對世界問題的基本規則。
對此,安樂哲教授提出,這樣一些規則和做法只是一個有限的游戲,并不是無限游戲。有限游戲導致的輸贏,對人類可能帶來的是一種災難性結果。魯道夫·沙爾平先生的發言,給我們開放了一個場域,今天的中國不單單思考自己的問題,它同時承擔著人類的命運。正如很多學者提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話題,以及新的天下與家的概念,在大會主題“大變局中的文明”之下,它的應有之義體現得更加鮮明。
從七位學者的發言來看,各位的學術背景都偏向中國哲學,但是事實上所闡述的問題是非常開放、非常多樣的。
張志強教授的論述,提出了很關鍵的問題:在當今中國,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不只是面向過去,還要關注它如何在新時代呈現出新的面貌。同時,他提出,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怎么來節制資本發展,體現了當代文明的底色。在黨的領導下,傳統文化如何能夠煥發出新的生命,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命題,它既需要從學理上梳理,又有很強的現實性。
唐文明教授把問題收窄到儒家問題上,即從中西古今的挑戰來看待如何來推進發展。在這里,他提出的幾條原則我也贊同。一是保持文明的主動性,中華文明最大特征是五千多年始終保持了主體性,沒有喪失自我。中間有一段是喪失自我的,但很快糾正了過來。二是今天這種自主性并不是一種自我封閉,世界也對中國高度期待。三是文明主動性能否保持下去,有賴于學習能力,深度學習就顯得尤其重要。封閉的主動性是不堪一擊的,只有在深度學習狀態下,把人類最優秀的文化納入進來,實現自我更新,才能夠積極參與到全球提出的新理念、新路徑、新看法中去。四是文明間的相互成就,其實是對于人類未來的一種新的面向成就,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人是責無旁貸的,而且責任重大。
比照唐文明教授非常細致的儒家研究路徑,程樂松教授則給出了一個方法論路徑,這與吳根友教授提出的問題也有很大的相關性。今天,我們來談上述問題,都與怎么貢獻中國智慧密切相連。更普遍地面向人類問題時,我們有土壤極其豐厚的文化根脈,確保生生不息的發展態勢。但是,今天對中國提出來的任務,不單是一個自我認識,同時要對人類作出貢獻。無論是程樂松教授講的方法論問題,還是吳根友教授講的漢語哲學問題,其實都有一個自我突破的問題,即如何破除傳統的局限,能夠對于當代人類共同面臨的重大問題給出一種普遍性的解答。正如安樂哲教授集中在“家”和“世代性”生存當中給出的思考。
然而,這里存在一個轉化問題。接著安樂哲教授講的,“孝”有中國文化的特征,但是如果轉換語言,我們思考人類的問題就不單單是在一個平面上,需要把世代中的存在、正義以及人類的活的傳統傳承都納入進來,讓它更具有普遍性和廣泛性,更能夠為世人所接納。同時,這種轉化也對當代中國的智慧、當代中國的哲學提出了一個課題,即如何創造性地實現這種轉換,使它成為更普遍的、對當代世界更有針對性的思考。
劉梁劍教授提出超越現代性,把當代性的概念納入進來,使它成為一個更普遍的視域。其實,幾位教授的思考都與他有共同的面向,都是把更多的思想資源納入進來,面對人類普遍的問題。
安樂哲教授這樣的論述非常具有示范性,可以看到他提到了所謂有限、無限問題,“厚與薄”的問題,以及當代英美政治哲學家所作問題的思考,并給出了非常中國式的回應,一個中國式的極簡版的道德版本,回應英美世界提出的這些問題。這也是一個非常有益的學術路線,給我們做了一個非常清晰的示范。怎么能夠介入當代國際性的討論話語當中,貢獻出我們的方案,也是對我們每個學者提出的新要求。
吳根友教授通過聚焦漢語哲學主題,回顧了歷史。之所以用漢語哲學,而不是僅僅用中國哲學,就是要以更加開放多元的眼光看待世界,來推進哲學的思考。像吳根友教授提出漢語哲學這樣一個方向,也是為了讓中國智慧能夠以更普遍的方式為全人類作貢獻。
最后,梅謙立教授以自身經歷來談文明的互鑒,以及相互的學習,既看到西方對于中國科舉制的借鑒、認知,也需要我們自己做好再認知,科舉在破除考核難題方面提供了路徑。中國很早的時候就通過戰爭機制來更新政治的力量,以及中國對于西方的學習,說明人類有巨大空間可以相互借鑒、相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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