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而人非獨存的個體，交往的現代化或人在交往中使自身現代化，乃現代化應有之義。馬克思指出，歷史之所以成為世界歷史，實因個人、民族和國家之間的普遍交往。在《哲學的貧困》《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將交往關系視為生產關系的重要形式，交往與生產力同為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范疇。正是在交往革命與生產力革命的互構中，民族史、世界史得以發生和遷轉。從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的社會、歷史、技術和倫理主題看，馬克思的論斷非但不過時，而且提示我們更加重視現代化進路中人的交往境況。

　　西方現代化理論也注意到了交往革命問題，但長期受困于三種交往危機話語：一是主體哲學危機話語，啟蒙思想“意外”造成了片面的主體性，現代人據于單一主體性和主客二元論，溺于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持續沖突之中，猶如要么不交往、要么交往即斗爭的孤立原子；二是理性危機話語，工具理性受到系統批判而其替代方案也并不高明，如哈貝馬斯、羅爾斯等提出的交往理性、公共理性仍停留于程序或工具之維，人只是對程序理性負責的抽象的交往者——處于無思、非思或均質狀態，交往主體的生命意志、價值選擇和特殊尊嚴被遮蔽了；三是民主危機話語，現代性許諾了大眾社會的神話，而當個體匯聚為群體——以大眾的面目進入公共輿論和集體行動空間，則將產生勒龐、李普曼等精英主義者宣稱的“烏合之眾”或“幻影公眾”效應，陷入非理性的迷思、暴躁和癲狂。

　　孤立的個體、非思的對話者和迷思的群集，制造并承受了現代交往危機。即使新科技革命創造了空前便利，交往的時空和工具革命不斷爆破，前述交往危機亦未得到根本改善。這就要以人自身為主題和目的，重思交往革命，重申交往現代化。若無人及其交往現代化的撐持，經濟、政治、社會和科技現代化未免僵硬而虛弱，或將遭逢空心化危機。

　　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現代化提供了新選擇，亦應在交往現代化上破題，產出在地思想、知識和經驗，并持續增進其世界意義。中國傳統人文思想有一重要的方法論：返本開新。若將交往理解為人之在世方式——個體安身立命、我他共在和族群共同體存續的根本機制，那么中華文化于此早已積存悠遠、厚實的思想遺產。我們的任務是重振傳統的優秀成分，使之與馬克思主義交往觀和當下的交往境況相結合，為交往現代化補給歷史資源。

　　錢穆將中國傳統學術劃分為“兩大綱”：心性之學和治平之學。前者關懷由內而外的人生問題，尤重“人類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種交往感應的心理”；后者旨在解決個人“欲投入人群中去實踐”的問題，即何以基于心性之學——修身齊家，推擴至治國平天下。在此“兩大綱”之外，實有另一綱——天人之學，即搭建人天交往的階梯，建立人生、社會同存在之理的聯系。心性、治平、天人無非人學，亦為關系之學、交往之學。三學會通一處，便是關懷人群中的人——共在者的命運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包括人何以行于天地、修己安人，健全生存網絡，構建融貫人生、社會、宇宙的和諧秩序。

　　在何以理性或曰有德性地交往的問題上，中國傳統思想對天下國家整體秩序的追求，并未壓倒或湮沒個體之安身立命，交往之道恰始自修己安人而達于治平。個體內由仁義，外依禮法，在自我與家國天下的相遇、交往中成就人生意義，參與公共生活。譬如《論語》對宇宙人生、社會歷史問題的求索，是從“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人不知而不慍”等當下心、眼前人、尋常事談起的。具體的人在日常生活和生命實踐的鋪展中，成為交往著的歷史行動者。

　　馬克思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而個人的存在不能被抽象地討論，歷史的行動者只能是“現實的人”，“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在寫給《科隆日報》的一篇社論中，馬克思強調“使個人以整體的生活為樂事，整體則以個人的信念為樂事”。此一理想，也正是交往革命的宗旨所在，需要一場人學或曰人文主義的復造和更新來成就，而非僅在程序、工具或技術層面的修補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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