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鞏固壯大奮進新時代的主流思想輿論，加強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塑造主流輿論新格局，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這為當下中國的傳播理論研究尤其是構建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指明了方向。全媒體傳播技術體系以及互聯網生態建設，正在構成傳播理論變革的重要推動力，中國傳播理論正迎來重要的轉型期。

　　居間性與媒介本體論

　　從傳播學術史的角度來看，媒介在大眾傳播理論中的地位非常有限。在大眾傳播理論創立后的近一個世紀，除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等極少數學者外，大多數傳播學者都只是將媒介看作一個透明中立的傳播渠道，或者干脆看作一個實體性的組織。即使麥克盧漢在1964年后的十多年間，以與眾不同的方式強調了媒介的重要性，也并沒有引發西方傳播學主流理論的重視，相反麥克盧漢及其追隨者還被污蔑為技術決定論者，他們的理論也一度被看作異端邪說。因此，媒介視角的提出，可以被看作一次傳播理論范式的轉型。

　　傳播理論范式轉型的背后有許多推手，但首要推手來自媒介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轉型。在西方傳統的傳播理論中，媒介的主要作用只是充當內容文本的載體，大眾傳媒被理解為信息生產和發布的上層建筑，產生的也只是一些功能性的社會效果，比如信息傳遞功能或娛樂功能，其影響社會的行動力非常有限。然而，隨著通信和互聯網基礎設施日臻完善，與之相關的各種技術以多種多樣的方式嵌入、組織和型構著人們的日常生活，這就關涉人的存在而不是受眾需求和媒介功能的問題了。有學者談道，媒介決定著我們的現狀，不論是受其影響，抑或要避其影響，都值得剖析?？梢赃@么說，媒介已經構成了人的存在方式，人已經不能完全脫離它們而存在了，人們的生活被置于這些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座駕之上。媒介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生成性和型構社會的行動力，其重要性和力量的彰顯使研究者們不得不正視被內容長期掩蓋的媒介界面及其背后的基礎設施技術體系。

　　當然，媒介行動力的彰顯也使傳播學者意識到，媒介不僅是一種表征，也不僅是一種實體，更是一種非表征的抽象存在。在見到了互聯網基礎設施的運作方式之后，大家才真正理解了存在主義所提出的“技術的本質不在技術本身”的真正含義，因為媒介的本質確實不在媒介實體本身。媒介就像是空間、時間、關系或者權力那樣，并非實存，而只是一種看待世界的視角。因此，研究者開始接受作為隱喻的“媒介”觀念，就像人們在康德引導下接受作為隱喻的空間、時空的觀念一樣?？梢哉f，以隱喻的方式來看待媒介，這是傳播理論邁進的一大步，使傳播學有可能脫離功能主義的市儈氣去擁抱屬于傳播理論的“第一哲學”。

　　媒介作為一種隱喻，最容易讓人接受的表述就是媒介居間性或中間性，且居間性也是媒介的本質特征之一。有學者認為，在缺席與在場、遠與近、存在與靈魂的“中間”，存在著的不是別的什么，而是一種媒介關系。居間，意味著關系的生成。媒介通過“居間”的方式將自己所聯結的元素轉化為媒介物，并建立它們之間的關系，從而生成了某種向度的世界。當媒介征用媒介物而成為媒介技術體系時，它已經將與之關聯的元素轉化或者同化為自己的組成部分，從而創造出一個可見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講，媒介本身就是我們看到的世界，只是在這個世界中，處于“居間”的媒介物通常是透明不見的。

　　因此，“居間”本身是具有行動性的。這就讓研究者開始質疑曾經占有絕對統治地位的西方存在論（主客體二元論）的合法性。到底是不是存在著天然的主體和客體，還是說主體和客體本身都是被生成出來的？如果是前者，那么這個天然的主體是什么？如果是后者，那么這種生成性的力量是什么，它為什么能把主客體的關系生成出來，這種力量所構成的存在論又該如何理解？在對這些問題的不斷追問中，一種新的存在論——姑且可以稱為“媒介本體論”被設想出來，它反對天然主體的存在以及主客體二元關系，也反對將主體作為分析世界的中心和起點，而是以媒介的“居間”為起點，強調媒介的聯結性和生成性，生成了以某種方式運作的世界。媒介本體論將媒介的“居間”理解為一種本體，是借助媒介概念而進行的存在論思考。

　　在西方主客體二元論和身心二元論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是表征事物以供主體判斷、表征身體以供心靈判斷的工具，它是實體性的、靜默的和客觀的。傳播主體使用傳播工具進行傳播，與其他社會行為并沒有根本的差異，因此，傳播研究不可能在主客體二元論的視角中獲得自己的“第一哲學”。而媒介本體論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局面，這不僅意味著傳播理論作為一種看待世界的獨特方法成為可能，也意味著傳播理論可能會發生一次重要的“媒介哲學轉向”。對此，有學者評價說，也許哲學的未來不過就是一種媒介哲學。當媒介理論具有“第一哲學”的潛質時，我國傳播理論也將有新的發展與創新。

　　從媒介本體論到媒介認識論

　　媒介的居間性不僅可以指向“第一哲學”，也同樣可以指向一種全新的傳播認識論。在媒介運用的具體實踐中，必然有人或物處于“居間”的位置，從而成為這一“居間”位置的代理，這便是媒介物。任何人和物都可以充當媒介物，但前提是它必須在某種意義上能代理居間性，事實上，媒介的居間性之所以能夠轉化為世界的生成性，與媒介物的代理有關。處于不同“居間”位置的代理人或代理物之間的耦合，構成了整個世界?？梢哉f，媒介與媒介物的關系就類似于存在與存在者之間的關系，研究者需要通過媒介物去理解媒介，但任何媒介物都不能完全呈現居間性的媒介。不同的媒介物，通過其生成性所形成的媒介生態，都有其獨特的偏向。因此，從追問媒介走向追問媒介物，意味著從“第一哲學”走向一種非表征主義的認識論。

　　媒介物質性研究是近些年來我國傳播理論研究的熱點。其關注的是不同媒介物在代理“居間”時形成了何種媒介生態、生成了何種社會關系，研究的是物與人的主客體間性乃至多重物質間的客體間性。當然，物質性的焦點并非媒介物本身。我國部分學者在對媒介物質性研究的主要理論、方法論路徑、學術淵源進行梳理后提出：由于媒介概念的“中間性”和“中介”指向，以及傳播概念的廣泛包含性，使得媒介物質性研究與大多數物質性研究的分支領域都有所關聯，物質文化研究、物的實在本體論、關系本體論、技術哲學等都為媒介物質性研究提供了理論養分。一方面，這些研究對物質和商品文化的探討十分深刻且廣博，對媒介物質性研究意義重大；另一方面，媒介和媒介物成為物質性研究的一部分以后，物質性研究的內涵也得到了有益的擴展。

　　媒介物質性研究以媒介本體論指導下的認識論為視角，是一種非表征主義的媒介認識論。因此，其具有兩個研究的前提。其一，聚焦媒介物在生成過程中形成的關系和生態。有學者談道，媒介物任何一個部分都具有多重連接，它通過這些連接運行，處于變化之中，如此媒介物便能被看作一種形態，而不單單是一個對象而已。在這里，媒介物的關系和生態并不是靜止的、結構性的，而是不斷生成和變化的，與媒介環境學理論提出的靜止的、結構性的媒介環境是不同的。與西方傳播理論不同，我國一部分媒介物質性研究強調世界在媒介物體系中生成，而不是建構社會的多種力量之一。

　　其二，研究對象是媒介物，而不是一般的物或技術物，且這個物質必須具有媒介性，必須能代理居間性。如果說萬物只有處于“居間”的位置才能成為媒介這一判斷相對比較好理解的話，那么媒介物與一般技術物之間到底有什么差別，這個問題就顯得更為棘手了。德國媒介學者克萊默爾（Sybille Kr?覿mer）從角色扮演的差異這個角度回答了這一問題，“傳媒與工具和機器不同，工具和機器是我們用來提升勞動效率的器具，而技術的傳媒卻是一種我們用來生產人工世界的裝置，它開啟了我們新的經驗和實踐的方式，而沒有這個裝置，這個世界對我們來說是不可通達的”。然而，這個回答顯然無法令人滿意，因為它沒有從媒介性的角度去分析二者的差別。因此，黃旦經常談道，當我們在討論媒介考古學、媒介地理學的問題時，只看到各種具體的媒介物，媒介卻消失不見。許多媒介研究并沒有建構一種全新思考媒介的方式，也沒有清晰的媒介思維建立“媒介”。很多傳播學者已經意識到這將成為媒介認識論的一個難點。此外，研究者也應該認識到，當物質性成為媒介研究的主要視角時，若只看到物質而完全無視內容本身，只關注媒介的物質性向度，將媒介等同于一切物的集合，物質性就會成為一個空泛的指稱，導致傳播學喪失自身的獨特氣質和學科視角。

　　不同的媒介物生成的媒介生態，具有其偏向性。非表征主義的媒介認識論既可以在時間和空間中展開，也可以在生態與關系網絡中展開，既可以進行新的秩序建構，也可以嘗試進行權力批判。因此，媒介考古學、媒介地理學、媒介生態學、媒介社會學以及媒介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些媒介認識論的分支學科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基于媒介本體論和認識論的中國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正迅速地成長起來。

　　中國當下的媒介研究

　　近十年來，以美國傳播學為代表的西方傳播理論體系，正遭受前所未有的質疑。西方傳播學高度關注新聞內容的表征，并以此為起點建立了以傳播效果為核心的社會心理學理論體系。然而，互聯網媒介的異軍突起改變了人們對傳播學基本問題的反思，重新理解媒介成為傳播學研究的突破口，媒介視角的興起成為中國傳播理論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這與中國在通信與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密切相關，也與中國的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以及媒體深度融合實踐息息相關。

　　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筆者將文獻來源限定為2013—2022年間的CSSCI期刊，以“媒介研究”或“媒介技術”作為檢索主題，“媒介”作為文獻摘要必含詞匯進行檢索，共獲得991篇文獻。通過對這些文獻的關鍵詞進行分析，發現了媒介化、媒介物、媒介性、基礎設施媒介、人工智能媒介、媒介物質性、具身性等圍繞媒介的新名詞，成為我國傳播理論的關鍵詞。十多年前，筆者在整理傳播理論關鍵詞時發現，該學術領域獨有的關鍵詞不過100個，但不到十年，傳播理論關鍵詞就不下200個了，這也說明傳播學研究領域因媒介視角的興起而發生了深刻變化。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在《2005—2006年度的中國傳播學發展報告》中指出，中國傳播學的發展反映了傳播理論的學術自覺，這表現在多元理論體系建構和方法論探討、學科建設追問以及對社會現實問題的強烈關注等方面，突出了媒介視角、跨文化傳播等研究熱點。

　　從2010年起，以喻國明、彭蘭、胡泳為代表的新媒體研究者已經就媒體融合技術展開了全面而深入的討論。2015年，以戴宇辰為代表的青年學者開始深入討論“媒介化”的問題，媒介成為當代中國傳播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從2018年起，傳播學界開始接受用隱喻的視角理解媒介，黃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劉海龍、孫瑋等學者就媒介具身性等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2019年以后，以曾國華、吳璟薇、張磊、章戈浩、唐海江、袁艷為代表的青年學者，開始以不同視角對媒介的物質性和基礎設施媒介展開全面研究。更可喜的是，一批年輕的博士研究生已經在這個領域嶄露頭角。在研究者們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自主的媒介理論研究正走向繁榮。

　　對中國傳播學的展望

　　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繁榮，意味著一個學科理論化水平和思想的成熟度，意味著其具有了自身獨立的學科視角。長期以來，以政策學研究和應用研究為旨歸的中國傳播學，正處于自主創新的關鍵時期，但也面臨許多問題和挑戰。一些充斥著實體主義觀念的研究者，看到媒介物研究就會聯想到把某物拿來當作媒介研究，看到媒介性就會想到媒介的功能與特性，這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媒介研究的嚴肅性。相比于此，媒介研究的短板所帶來的挑戰可能更加棘手。

　　首先是人的問題。受到技術哲學的影響，媒介本體論和媒介認識論在“人”的問題上鮮有筆墨，因而容易被指責為技術決定論。這一方面與從事媒介研究的研究者認為人的主體性是被召喚出來的這種看法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指責者本人的本質主義觀念有關。其實，媒介本體論也具有高度的人文關懷，對媒介物的反思就說明了這一點，因為這種反思關心的仍是人的境況。研究者通過對媒介物的反思來觀察人的境況，不過，這種觀察目前還較少。因此，從對媒介物的研究走向關注人民的主體性，將成為未來我國傳播學研究必須堅持的方向。

　　其次是表征主義的挑戰。傳播學研究的早期理論，無論是美國實證主義，還是英國文化研究，均聚焦于媒介的表征性，容易陷入主觀的闡釋，因此這兩種理論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唯心主義。然而，西方傳播理論似乎又顯得過于激進了，有些矯枉過正。從麥克盧漢開始，媒介理論似乎一直想把表征的問題“踢”出研究的框架，而去研究非表象的媒介?？蓡栴}是，作為呈現面的媒介，如果失去了表征，就會失去其存在的獨特價值，這也是西方媒介技術學派無法分清媒介物與技術物差別的根本原因。而我們認為，媒介的表征不同于一般技術物，它營造了內在的時空，可以讓用戶參與其中，用生命時間重行媒介時間，這是媒介物不同于一般技術物的根本所在。如果只研究作為技術的媒介物，而無視媒介物的呈現性，那么媒介研究確實可以說是“不見媒介”了。從這個意義上講，表征與非表征的兩個體系是不能輕易二分的。如何將內容研究、內容生產體系研究納入傳播理論，也成為我國傳播學者需要反思的問題。

　　最后是關于隱喻的問題。對媒介問題的高度抽象，只能依賴隱喻的方法。隱喻可以幫助我們通達抽象的意義空間?？蓡栴}是，隱喻是一種并不可靠的研究邏輯，存在著解釋上的不確定性。如何以隱喻的方式與表征主義者尤其是媒介實體主義者進行對話，這些抽象的觀點是否能夠引發傳播學界的認同和共識，也值得研究者們反思。從現有研究來看，隱喻引發了創造力，但更多的是學者們“自說自話”，且處于不太容易交流與對話的局面。

　　因此，在看到媒介視角給傳播學研究帶來機遇的同時，研究者也需反思媒介視角下傳播理論面臨的諸多困難和挑戰。中國的傳播理論范式創新應超越技術和媒介二元中介“變量”，以開放的視野回到人民的主體性上來。中國傳播學者應緊跟國家和時代發展步伐，基于既有的研究成果，從中國實際出發，圍繞問題導向和實踐標準，構建中國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

　?。ㄗ髡邌挝唬耗暇┐髮W新聞傳播學院；南京郵電大學傳媒與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