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新征程中，新聞傳播學圍繞基礎理論問題、重大現實問題展開研究，致力于從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基礎上深入回答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黨治國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在理論反思、概念重塑中持續向前推進，學科自主意識進一步增強，學科創新有所突破，取得較大進展。

　　回到基本理論：新聞傳播學的自主意識與學科創新

　?。ㄒ唬┤篌w系建設

　　2022年是傳播學引入中國的第40年，學者們在反思的基礎上提出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傳播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周勇提出，自主知識體系是新聞傳播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之根本。對這一體系進行建構需要回到新聞傳播學的元問題，從新聞傳播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的本質特征和核心價值入手，厘清本學科的內涵外延，確立知識體系建構的基本邏輯。王潤澤提出，新聞學知識體系創新應推動實踐轉向人文學科，將新聞與人的個體解放、群體正義和社會公平相關聯，延展新聞學大工業時代的誕生記憶，貫通包括信息文明的整個人類歷史層面。胡正榮提出，中國傳播學的確到了再出發的時候。中國傳播學需要關注真現象，研究真問題，解釋真原理，發現真規律，提出真方案，厘清真方向，構建真格局，創新真體系，從而為構建中國特色傳播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作出具有當代價值和世界意義的學術貢獻。張濤甫提出，新聞傳播學研究必須回應時代呼喚，從大的理論邏輯層面著眼，重構新聞傳播學話語體系，我們的理論不能滿足于在微觀層面修修補補，而應以結構性、系統性的理論創新，為中國新聞傳播學話語體系建構開啟理論大格局。趙月枝提出，新時代中國傳播研究要實現范式轉型，需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進而在此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的學術主體性。

　?。ǘ┗A理論創新

　　新聞傳播學中的基本概念被重新梳理。袁光鋒、劉朝璞以知識社會學的視角，通過考察《烏合之眾》在中國的知識旅行，觀察“群眾”概念是如何被塑造甚至窄化的。馬燁通過考察19世紀末至今“民粹主義”在中國的本土化旅程發現，“民粹主義”一詞跨越了不同的語義場，在異質文化間產生意義鏈。章曉英通過分析“transcultualism” 一詞在西方學術語境中的來龍去脈，辨識出這個概念的三個理論脈絡：作為后殖民主義、作為對傳統文化研究的模式、作為對二元對立身份認同理論的批判話語。方興東、鐘祥銘通過文獻研究與跨學科比較研究，對“守門人”概念進行溯源，梳理其內涵與范式轉變歷程，提出從新聞傳播的“守門人”到平臺的“守門人”，本質上是人類社會信息傳播角色和作用的范式轉變。

　　對經典理論提出新的認知。胡百精梳理了中國傳統辯論觀的生成與選擇，提出明理存道之宗旨，標舉了中國傳統辯論觀的人文主義、道德主義和實用主義，其雖倡導修己安人、維持既成秩序，卻也導致思辨邏輯和真理性認知的歷史缺位。展寧、周晨靜將功能主義置于社會理論與傳播研究的源流演變中進行追溯，考察功能主義這一宏大知識實體“與存在之間的關系”以及功能主義的斷裂與延續。劉杰提出政治傳播知識生產的“實踐”轉向，主張在走出“選舉中心論”“技術中心論”的“知識自覺”背景下，政治傳播研究不應僅在“去‘實’留‘名’”的意義上進行知識生產。劉濤將傳播問題置于修辭學的知識脈絡中加以考察，以此拓展并重構傳播研究的修辭學范式。孫信茹將人的敘事代入互聯網人類學，提出重新理解網絡空間和場景、注重網絡中的過程敘事與關系性、回顧生命歷程進而拓展敘事空間等理念和方法，有助于研究者進入網絡現場進行觀察，達成對數字技術的深度分析的目標。李紅濤、楊蕊馨從數字記憶的現實出發，提出應弱化“媒介作為記憶機構”的傳統觀念，將個人帶回記憶研究的理論和經驗視野。吳世文等提出中國網絡共享觀念史既是互聯網歷史的研究命題，也為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提供了一種傳播學的可能。潘霽從空間理論出發，提出將身體姿態和感官體驗、導航定向、人和非人元素穩定的拼裝與多元移動性等問題引入數字媒介研究。

　?。ㄈ﹪H傳播研究新進展

　　國際傳播研究視野不斷拓展。胡正榮、王天瑞從系統論出發，以“系統協同”作為國際傳播的整體戰略前提和全面提升中國國際傳播效能的基礎邏輯。張毓強、潘璟玲提出，有必要回到馬克思全球交往觀，以探究當前全球交往格局下中國國際傳播和國家形象的現實問題與未來發展。姬德強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規范性理念有著豐富的闡釋面向，其中之一是構成國際傳播自主知識體系的新路徑。吳雷、姜飛提出，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話語體系的重塑，必須基于對“西方”概念和現實祛魅的邏輯起點，通過對西方話語霸權的解構奠定話語重塑的認知基礎。周慶安、劉勇亮提出，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的國際傳播應以文明、國家、黨和新時代為主體來講好中國故事。賈文山、盧芳珠嘗試構建新全球敘事學，聚焦研究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敘事結構、敘事生產和敘事傳播及其在國際上產生何種影響等。

　　國際傳播研究凸顯跨文化視角。單波、李龍騰提出，中國新聞的主體性需要轉向追求溝通、理解與包容的主體性，在溝通世界的過程中既表現共在共享、關系理性的“中國性”，又立足于多元交往的“世界性”。陳薇圍繞跨文化語境下“理解何以可能”與“對話何以展開”，將全球語境下的“多級對話”應用于跨文化傳播實踐中。呂璟、潘知?；诳缥幕瘋鞑フZ境，在反思“去身體化”觀念的基礎上，通過引入“身體在場”的概念，主張重建“身體在場”的傳播意義。李紅在反思跨文化研究長于“社會事實”描述的基礎上，嘗試以“語言”為中心，在宏觀的思想史、漢語思維以及身心實踐三個維度把握中國傳播觀念中的超語言“思維方式”，以解答中國文化為什么是高語境文化的問題。倪天昌、朱潤萍等以歐洲的24個國家為研究對象，探究文化因素對一國社會媒介信任的影響，并探尋何種文化維度或何種文化維度組合能夠與一國媒介信任高低產生因果關聯。

　　持續探索：數字傳播時代的堅守與變革

　?。ㄒ唬R克思主義新聞觀

　　如何堅守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學者從現實和歷史層面展開了多維度研究。高曉虹、涂凌波認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理論創新支點，這是應當堅持的基本立場、觀點與方法論，是指導理論創新的“元觀念”和深層邏輯。童兵提出，堅守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必須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在堅守黨性人民性一致的原則上要立場堅定，善于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鄭保衛總結和闡述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創新發展，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當代發展貢獻了思想智慧和理論成果。鄧紹根、曾林浩提出，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黨性原則是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歷史傳統和根本原則，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內在要求。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是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行穩致遠的關鍵所在。方提、尹韻公考察了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是如何從井岡山之“點”到呈燎原之勢的延安之“面”的歷史發展過程。

　　拓展深化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的方法與路徑。陳力丹提出，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需要端正學風，真正踏踏實實地研讀和考證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經典論著，不能片面以中譯文為文本，以避免表達和理解偏差。楊保軍提出，當前學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存在“重史論、輕實踐”現象，需要從偏重史論研究轉向史論與實踐研究并重，并特別要重視對當今新聞實踐的研究。張濤甫提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一當下中國新聞傳播場域的主流話語，經由多年實踐和理論積淀，形成了一套內涵豐富的概念與觀念集群，需要對其進行深入挖掘和提煉。支庭榮提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西方新聞觀存在根本區別，可以采用“嵌入性視角”來詮釋新聞與人民的關系，經由宣傳與組織的復合機制、政黨與群眾的有機聯系、鼓動與引導的正向性、事實與價值的統一性實踐，馬克思主義成功實現了新聞與人民力量的嵌合。

　?。ǘ┪C與應對

　　新興傳播技術不斷沖擊傳統新聞模式，如何應對危機是學界關注的重點話題。陳昌鳳、黃家圣提出，虛擬現實技術作為元宇宙的核心技術，正在驅動一場數字新聞業的變革，沉浸式新聞正在改寫新聞的定義。姜華、張濤甫提出，信息傳播格局的重組使得傳統新聞業的“封閉系統”被打破，傳統新聞業必須立足結構化再生產乏力的現實，才能真正找到破解結構化危機的路徑。常江、李思雪提出，在數字媒體生態下，新聞回避成為一種日益普遍化的新聞接受模式，它是數字新聞生態的反公共性病理的一個外在癥候，是數字新聞業正在面臨嚴重合法性危機的表征。白紅義提出，數字平臺的迅猛發展促進了平臺社會的形成，平臺挾技術與資本的優勢，成為新聞場域中非常重要的新入場者，使得平臺與新聞業的關系成為新聞學研究討論的核心問題。王斌、溫雨昕提出，數據分析作為新聞場域中的一種“非媒體力量”，不僅對記者的工作內容和新聞生產流程產生了一定影響，而且觸及到新聞業的工作邊界和職業權威問題。王辰瑤關注“都市新聞業”面臨的挑戰，提出盡管新聞學研究近年來經常啟用“危機”概念來闡述數字技術沖擊下的新聞業狀況，但整體性的新聞業危機話語尚不足以解釋都市新聞業的獨特問題，而“媒介化風險”和“消逝的地方”也許可以提供對都市新聞業困境的深層理解。尹連根、王海燕提出，隨著媒體市場合法性由公共性向公關性轉變，通過邊緣化調查性報道、績效管理制度變遷等途徑，媒體的專業性文化已然發生轉變。

　　關于如何應對新技術給新聞傳播理論和實踐帶來的危機，駱正林提出，面對新聞傳播領域出現的顛覆性變化，新聞學需要再造一套理論框架和話語體系，重新審視和回答“第一問題”“基本問題”和“具體問題”。李良榮、魏新警提出，在信息科技所驅動的媒體融合時代，我國日益細分的新聞傳播教育體系顯露出功底不深厚、能力不穩固、技能不適配等結構性問題，亟須建構適合當下媒體環境的復合型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體系。李泓江提出，隨著歷史條件的變換，新聞學將逐漸走出職業邊界，走向生活世界，走向完整意義上的新聞學。

　　在新聞實踐層面，朱春陽、毛天嬋提出，多元行動主體之間以“積極行動者”身份開展協商溝通，有助于數字新聞業新邊界與新共識的形成，這是數字新聞業共同體建構的新路徑所在。劉嬋君等以人民日報微博官方賬號對疫情防控期間的新聞報道與用戶評論為樣本，探討在重大突發事件中，我國主流媒體對建設性新聞各分支的采用情況與效果，并對比國外相關研究，分析了中國建設性新聞的獨特發展價值。王積龍等提出，在社交媒體興盛的后真相時代，報紙的議程設置具備更嚴謹的“真實”屬性，這為報紙的繼續存在和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陳接峰提出，新型媒體建設不是要成為信息的提供者、代言者，而是要成為公共利益的發聲者和公共準則的協商者。劉楠提出，“民族志新聞”突破傳統新聞模式，在故事理想與時間哲學間進行協商實踐，在數字時代更有價值建構意義，可成為探索應對數字時代敘事危機的特色路徑。

　　重新理解媒介：在媒介迭代中深化問題研究

　?。ㄒ唬┲匦吕斫饷浇?/p>

　　如何重新理解媒介和媒介性漸趨成為學術熱點。孫瑋提出，近年來媒介物質性驟然成為傳播與媒介研究備受矚目的議題，一個重要的背景是數字技術對于虛擬性的推進，這個進程到了一個轉折點：人類如何可能、是否應該擺脫物質性束縛，進入到一個完全虛擬的世界中。胡翼青、姚文苑提出，隨著物質性轉向的縱深發展，“物質”取代“內容”成為洞悉媒介內涵的核心視角，并逐漸呈現出“重物質，輕內容”“只見物質而不見媒介”的趨勢。然而，內容與物質并非截然對立，而是通過“界面”緊密糾纏共生，共同構成理解媒介必不可少的二向性。呂清遠提出，媒介學將身體視為一種媒介，讓身體得以作為一種基礎要素參與到人類社會的歷史實踐中，為我們重新反思傳播中的身體問題提供了一種中介化的身體傳播思想。張文娟提出，傳播學真正缺乏的不是作為研究對象的身體，而是作為研究視域的具身性。正是由于學界對身體與具身在一系列元問題上的認知偏差導致了當前具身傳播研究領域呈現出繁榮中的混亂局面。胡鈺、王敏提出，當代媒介理論的發展日益活躍，展現了“萬物皆媒”的視野，但也可能使媒介研究滑入“泛媒介化”的陷阱，讓媒介研究顯得瑣碎化與牽強化。在馬克思主義視角下，媒介具有物質與交往雙重屬性，應當從具體的交往實踐出發把握媒介的本質，堅持以唯物、辯證、實踐原則來建構當代中國媒介理論。黃旦提出，從重新理解媒介入手，清理麥克盧漢的靈感和學術，既是今天新媒介迅猛發展與傳播理論建構之迫切要求，也是媒介研究的基礎。

　?。ǘ┥疃让浇榛尘跋碌脑钪嫦胂?/p>

　　元宇宙正成為當下深度媒介化的集大成者。胡泳、劉純懿提出，元宇宙作為媒介迭代的產物，本質上處理的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連接問題，更準確地說，是現代社會建立以來，在以陌生人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社會關系中進行整合、溝通和共生的現代性母題。喻國明、丁漢青等提出，從媒介邏輯來看，“元宇宙”確實為理解未來媒介提供一種可能的方向，但“元宇宙”尚處于從發明向炒作過熱的階段過程中，不論是歷史環境的限制還是用戶的能動性限制，都讓真正意義上的“元宇宙”無法在短期內落地實現，這項技術從可能走向現實仍有一段漫長的社會嵌入的路要走。彭蘭從用戶角度分析了元宇宙之路的“近慮”與“遠憂”，提出元宇宙相關技術將帶來沉浸式的感官體驗，這種讓人們沉迷的新體驗，是否會成為一個將人吞噬的“黑洞”，它不僅影響元宇宙的未來，也影響人類的未來。杜駿飛基于元宇宙技術提出了“數字交往論”，認為未來的數字交往將體現出四種維度：現實的、虛擬的、現實—虛擬混合的、現實—虛擬多重的。鄧建國提出，任何媒介都具有一種“元宇宙率”，體現為不同程度的“沉浸性”和“交互性”，元宇宙的核心是具有遠程交互能力的“數字孿生”，它對人類傳播以及知識的創造和分享具有重大意義。

　?。ㄈ┢脚_與算法的交互博弈

　　平臺與算法繼續成為數字傳播研究領域的焦點問題。易前良提出，技術闡釋與社會建構兩種范式的對話，推動數字媒介研究領域出現一種物質性轉向，具體表現為從軟件研究到平臺研究、算法批判研究的演進脈絡。賈瑞雪提出，“平臺化”作為 “媒介化”在新型信息技術與社會環境下呈現出的一種特殊形式或具體表征，使“平臺社會”成為對當前“媒介化社會”的精準提煉。任桐、姚建華提出，平臺經濟中的“數據邏輯”是一種具有高度嚴密性、隱蔽性和欺騙性的勞動控制方式，它加劇了平臺與數據勞動者之間權力關系的不對等。束開榮提出，數字勞動的物質網絡能夠在與數字勞動主流研究路徑的比較論述中，為平臺經濟下這種新型勞動過程的經驗考察提供更為靈活和多元的理論闡釋空間。馬中紅、胡良益提出，數據基礎設施的可供性既“消失”在視野之中，又隱藏在平臺技術的不同層級中，同時還以一種不可感知的動態變化，持續影響著平臺的運行機制和社會邏輯。

　　平臺背景下的數據泄露和隱私問題受到關注。郭小安、趙海明提出，身體數據化和數據個性化已經成為液態現代社會和個體日常生活的常態，液態監視雖然造就了一個碎片化的公共空間，但亦使個人議程可以借由監視體系成為公共性話題。顧理平、俞立根提出，智媒時代，技術識別是開啟數字化生存之門的鑰匙，這把鑰匙是用個人敏感信息打造，并且通向無限開放的私密空間，如此，鑰匙就不應當是各個平臺隨意可用的，而對于鑰匙的保護更是關系著權利的保護。

　　算法成為智能傳播時代人機互動與博弈的關鍵點。吳璟薇等研究發現，人與算法重塑了新聞生產流程，兩者的合作、沖突和彼此規訓成為理解智能新聞生產實踐和當代新聞價值的出發點，并在互動的過程中彰顯出了網絡關系本體論的特征。漆亞林、王鈺涵提出，無論算法如何發展，技術始終為人所用，技術運行中呈現出來的種種問題往往是人的問題。洪杰文、陳嶸偉提出，“不配合”算法的抵抗行為展現了用戶在自我數據管理方面的主動角色，凸顯其對算法運行規則的認知理解程度，標志著用戶自主意識的覺醒。張萌提出，算法通過“技術包容”與“參與文化”將用戶鎖定在平臺提供的服務與規則中，個體被技術征服、定義和重塑，用戶自以為聰明的抵抗實質變成了一種自我強化的不平等。

　　在未來人機互動的數字交往中，人類將面臨怎樣的場景？陳昌鳳提出，人機交互時代的“文化滯后”可能會成為智能技術發展的掣肘，并難以預見未來的危機，人類需要重構人機共生的信息傳播倫理。人類以權力掌控者的自信，以定勢思維推進著技術的發展，忽略了薛定諤所說的技術的偶然性，也尚未思考技術脫離人類掌控進入自我軌道的可能性。周勇、郝君怡提出，在可預見的人與技術的主體性爭奪中，應當進一步關注技術設計的重要性，使“智能體設計”成為一種向技術開發者、平臺渠道和用戶三方賦權的手段，幫助實現人機的共生與協同。段鵬、張倩提出，作為現代人的數字身份標識和存在維度，智能觸控媒介實踐建構了去中心化、離散化、永恒流動的“游牧”式的數字生存體驗。吳飛、洪長暉提出，當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一個媒介化社會實現社會批判理論的重新構造，如何在“新異化”之外擘畫一種可能的“美好生活”。

　　反思與展望

　　綜觀2022年度的新聞傳播學研究，其表現出來的一條中心線索，可用“新技術”和“新媒介”兩個關鍵詞來概括。新技術主要聚焦元宇宙和算法技術對于數字交往和傳播模式的影響與沖擊，新媒介研究主要圍繞如何重新理解數字時代的媒介性和媒介觀。前者是一個指向未來的前沿性問題，后者是一個關乎學科根脈的基礎性問題。新技術和新媒介帶來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對于各個學科都會產生程度不同的影響，其也由此成為一個共通性的研究領域。因而，如何找準能夠彰顯學科優勢的研究視角和核心問題，是新聞傳播學研究需要重點厘清的思考方向。

　　在加快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新聞傳播學科需要重點回答和探索的時代命題。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新聞傳播學科是西方“舶來品”，在中國新聞學百余年發展史和中國新聞傳播學短短四十余年的學科史中，本土化與全球化始終呈現出此消彼長的交纏關系。近年來，包括新聞傳播學在內的諸多學科，從不同視角提出“全球中國”的核心概念，倡導“以中國為方法”的學術立場，正是為了努力調試和消融兩者之間的張力關系。從新聞傳播學來看，學科發展在經歷了早期探索的學科自醒和學科自覺之后，如今應該進入力求學科自主發展的新階段。如果說前者是由外至內的消化吸收過程，后者則是由內至外的創造性轉化過程。從有關媒介性的思考和討論中，我們看到了新聞傳播學科正在做出的嘗試性努力。當然，其成果和前景如何，尚有待進一步觀察和評價。

　　只有植根于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土壤之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大樹才能枝繁葉茂、開花結果。從問題背景上追根溯源，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為了破解“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困境，也能夠有效回應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的自信自立的問題。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新聞傳播學科建構自主知識體系，可從三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其一為問題。在多種因素的催化下，傳統學科壁壘被深層次打破，同時以問題為導向正在重塑新的學科邊界。如前文所言，很多問題，如媒介、元宇宙、算法、互聯網治理等，已成為諸多學科共同關注的領域，因而如何明晰本學科重點研究的“元問題”，不僅關乎學科的自主性問題，甚至直接關系學科的合法性問題。誠如學者胡翼青所言，同樣是研究媒介問題，如果不能理解“什么是傳播學視野中的媒介問題”，將使整個學科失去方向感并進而失去學科認同。從2022年的新聞傳播學研究來看，研究論題雖然廣泛但核心問題不甚清晰，由此可見這個問題應引起思考和重視。

　　其二為方法。這個問題主要指向傳播學。受西方影響，中國傳播學研究長期延續技術主義和功能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以探究傳播行為因果律為價值旨歸。當下，數字媒介的影響早已超出技術功能層面，而對人的主體性和社會生活形態產生了深刻而鮮明的影響，這就需要回歸人文學科傳統，更多運用反思和批判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加深層次把握和理解人類社會傳播現象，也才能更加自主性地借鑒和運用西方新聞傳播學理論。從2022年的新聞傳播學研究來看，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學術成果不多，如就傳播談傳播、就媒介談媒介等，這與研究方法的取向性不無關系。

　　其三為理論。有了真問題和適配的研究方法，接下來就是理論創新和建構的問題。理論的根本任務是回答并指導解決問題，而理論創新的不竭源泉正是人民的創新性實踐。因而，推進中國新聞傳播學理論創新，必須圍繞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個中心目標，這就要求必須植根于中華民族歷史文化沃土，以及豐富而獨特的中國媒介實踐。從2022年的新聞傳播學研究來看，將西方理論套用中國媒介實踐的問題并非少見，這是未來需要努力克服的問題。新聞傳播學界只有深入中國生動的媒介實踐，才有可能建構真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也才能更好克服理論和實踐兩張皮的現象。

　?。▓坦P：王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