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只有深入研究學理，才能認清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本質。近些年，中國學界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蔚然成風，但勃興的學術共同體卻遭遇了方法論問題：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理論旨趣逐漸成形，但另一方面，卻缺少系統化的研究范式和方法發掘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背后的學理。從學術風氣到學術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必然要經歷現代社會科學語境下的試煉。學術界應當著眼于兩個進路：一是經驗性與理論性的結合，一為微觀案例與宏觀視角的勾連，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融入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方法論；社會科學化；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

　　作者簡介：劉新宇，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助理研究員，兼任中國社會學會消費社會學專委會理事、商務印書館兼職編輯。研究領域為社會學理論與藝術學理論。著有《禮俗時刻：轉型社會的嬰兒誕養與家計之道》（2022），在核心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十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一項，參與國家級與省部級課題四項，入選中國藝術研究院青年人才資助計劃。曾參與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審組織工作。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一場旨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會運動在中國應運而生。時至今日，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顯然是成功的，它促成了廣泛的民眾參與，重新賦予長期被貶低的文化以積極價值，改變了現代制度與草根文化的關系，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與之相應的，這場社會運動同樣是一場學術動員，隨著政府主導的宣傳和保護工作不斷深入，“非遺”不僅深入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更成為中國學術界所熱衷探討的關鍵詞。必須承認，非物質文化遺產有不同于其他研究對象的獨特屬性，討論的研究命題極具包容性且有著鮮明的時代感，但同時，當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仍較稚嫩，學術規范尚待養成與建設。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面臨的方法論問題 

　　追溯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在當代中國的印記，我們繞不開《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俗稱“十套集成”）的編纂工作。自1979年起，當時的文化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先后與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舞蹈家協會、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國曲藝家協會聯合發出編纂“十部文藝集成志書”工作的通知，各地文藝工作者響應號召并投入其中，編輯整理出《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戲曲音樂集成》《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中國曲藝音樂集成》《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中國戲曲志》《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中國曲藝志》。這次編纂工作被普遍視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文化遺產保護行動，也被認為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的先聲。

　　“十套集成”整體規模達到298部省卷，約450冊，共計5億字，至2009年全部出版，這項工程歷時30年，動員了全國十幾萬民間文藝研究者參與其中。面對散落全國各地的民間文化瑰寶，研究者的主要任務便是將它們整理、分類、收集。但為人所詬病的是，當“十套集成”陸續結集問世后，大多數研究者的注意力卻仍然停留在前期的工作上，研究者往往忽視對整理的成果進行深度分析與整體反思，致使后繼工作遇冷。伴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在中國社會的深入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中國社會的意義也不斷變化，社會各界逐漸認識到它們所承載的學術價值。馮驥才判斷，經歷了廣泛的社會參與后，這場社會運動已經步入了“非遺后時代”，這時的重要任務應當包含科學保護、廣泛傳播、利用弘揚和學術理論支撐四方面的工作。王福州進一步指出，用更科學、更系統、更專業的知識體系，指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與利用?？茖W保護、傳播和弘揚需要立足于學術理論的支撐，非物質文化遺產至此作為“熱搜”的關鍵詞，為眾多學者所關注。

　　十多年來，伴隨著高校和科研院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重視，培養了一大批學者。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學術性逐漸上升，日趨獨立而特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學”應運而生。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尤其是在當前的中國社會，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當以何種形態呈現？作為新興的研究領域，類似這樣的“元問題”正被學者們一一探討。但與此同時，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卻遭遇了“十套集成”時期遺留下的問題。這主要體現在，現如今的研究者在面對不同門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時，大多可以做出樸實詳盡的描述，他們或者開展了詳盡的田野調查，也能對歷史文獻進行有效的梳理，但是卻難以更深一步發起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深度關聯的理論探討，致使研究成果駐足于所研究項目的“器物”層面，難以觸及其內在的“精神”，讀者在閱讀過后有感意猶未盡。既有學者發現這一現象，認為當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難以從宏觀層面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應有的理論提煉，此外在學術動員中，參與者多，參與學科多，但研究的系統性極缺。

　　本文認為，這一現象的癥結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領域在學術規范形成中面臨了“方法論問題”。具體而言，它呈現出一個矛盾的狀態：一方面，學術共同體在成熟過程中形成了一致的研究旨趣，想要提升研究的學理性，嶄新的學術風氣油然而生；另一方面，在具體操作層面，這個領域還沒有行之有效的研究范式與方法，以指導相關實證研究的開展。作為上述矛盾的后果，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學理的探討深度仍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應該認識到，對于一個研究領域，遭遇方法論問題并不是件消極的事情，而是一場提升整體學術性的試煉?；蛟S可以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尚處于百家爭鳴的階段，它經歷了10余年的學術動員，已經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基礎和積淀，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步入這個領域，試圖將自己學科的方法植入其中，造成了研究方法的難以系統化。但不容忽視的是，具體方法的運用只是操作層面的表象，方法論問題更深層次的成因還在于，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領域尚待樹立體系、規范的社會科學化過程。一個研究領域的社會科學化在于長期的沉淀，從最初學術風氣的養成與傳播，到學術共同體與刊物平臺的創建，再到通過一系列經典學術案例樹立研究范式，才能塑造出可仰賴的方法論。

　　二、社會科學化：從學術風氣到學術研究的進路 

　　伴隨著自然科學的近世革命，社會科學的誕生被視作人類認識世界的另一種制度化呈現。言及社會科學的價值，以華勒斯坦為代表的現代性研究者的反思頗具啟發：對于一個不確定的、復雜的世界，應當允許有多種不同解釋同時并存。只有通過多元化的普遍主義，才有可能把握我們現在和過去一直生活于其間的豐富的社會現實?？梢哉J為，社會科學是一種面向復雜社會而追求普遍性知識的制度化努力。托馬斯·庫恩將這種制度化努力定義為研究范式的形成，在他看來，“范式”是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為這個學術共同體的成員們提供的模型問題和解決方案。社會科學的目的在于形成范式，其存在伊始便蘊含著方法論至上主義，在漫長的20世紀，正是這股意識形態在全球蔓延，影響波及了中國的人文學科。

　　20世紀以來，人文學科在中國的發展壯大多依循了社會科學化過程，而這個過程發生伊始大多透過一股學術風氣的引領，喚起學界同仁的思想砥礪，為學科后續奠定變革的基礎。在這里，學術風氣指的是一種方法論的取向，它不僅代表著學人的氣質與追求，更是這個領域擺脫束縛、追求“多元化的普遍主義”的嘗試。學術風氣的養成起初離不開關鍵人物為主導，值當思潮勃興之際，學術環境發生變化，關鍵人物的作用逐漸被學術共同體所取代，最初的學術風氣便演變成具體理念，通過有針對性地出版或集會的方式進行傳播?，F如今，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已經成型，學者們越發具有認同感，逐漸嘗試明確學科歸屬和學科意識而建立形成契約性的共同體，由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和保護研究具有強烈、持續的責任感和學科指向的傳承人、保護者和研究者組成的群體，在這一群體中，歷史學與民俗學背景的學者可謂其中的中堅力量，我們不妨爬梳這兩個學科在中國近代的發展歷程。

　　以歷史學為例，清末民初之際，中國社會經歷新舊更替，中國史學不僅因其古老的存在方式而備受指摘，更受到西方歷史學治學方法的沖擊。歷史學界逐漸孕育了變革的種子，以梁啟超、章太炎為首的學者發起了除舊布新的“新史學”運動。這場運動強調，中國的史學研究應與倫理學、社會學、法學等其他學科建立廣泛的聯系，“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這場運動號召史界學人改革舊有的研究方法，強調超越史觀與史料的界限，兼顧“國際潮流”與“中國情懷”，形成執兩用中、獨具特色的史學流派。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這股思潮席卷整個史學界，影響了一代的學人，作為運動的成果，專注于社會史的《食貨》雜志成為發表的陣地，經典如陶希圣的《兩漢經濟史》等一批代表性著作問世，成為中國史學社會科學化的重要例證，其間誕生的經驗與理論并蓄的傳統延續至今。

　　又以民俗學為例，始于五四運動的北京大學歌謠征集處，中國民俗學已經百余年，它走過的路便是社會科學化的歷程。從關于偏向專注口述傳統的征集，以備整理國故之需，到深入解讀文本的同時，理解背后的社會語境，民俗學在民國期間就產生了圍繞研究方法的爭論。在江紹原、鐘敬文、楊堃、婁子匡為代表的學者努力推動下，民俗學的方法論逐漸成形。楊堃在《民俗學與通俗讀物》中明確界定，“民俗學是研究各文明民族或歷史民族的民間社會及其習俗的科學”。盡管在20世紀50年代的院系和學科調整中，本土學者尋求民俗學的學科規范建設中斷，但是在鐘敬文的堅守和規劃下，民俗學在世紀之交前最終實現了向作為方法的民俗學轉型。在經歷轉型之后，民俗學在研究方法上已經日臻成熟，從文本的發現、搜集與整理，發展到向更深層、向宏大敘事的闡釋中去。

　　回顧眾多人文學科在中國近現代的發展史，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領域的社會科學化的意義便是要努力解決發展初期的范式問題，形成一整套相互區別或彼此補充的研究路徑，解決方法論問題。波普爾在《社會科學的邏輯》中提出了一系列命題，論述了形成研究路徑的三個層次，他們缺一不可且是遞進關系。首先，要探索問題意識的旨趣與邊界，也就是在最初要明確研究領域的范圍。問題意識來自兩方面：一是對研究對象的初步探索，研究者基于自身的知識積累與日常實踐產生的有限度懷疑；二是通過對學術史中既有成說的梳理，發現先前理論有待發展的部分。問題意識是社會科學研究中提綱挈領的部分，它不僅明確了研究的終極關懷，更為下一步開展具體研究鋪平道路。其次，要對研究對象進行詳盡的描述，還原它的本來面貌。描述是多種維度的，可以是基于時間脈絡的歷時性描述，也可以是基于空間分布的結構性表述，等等。描述的形式也是多種的，可以是統計分析之前收集到的一手數據，也可以用民族志的方式展現來自現場的觀察記錄，以及旁征引用歷史文獻，等等。再次，要對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的分析與闡釋。解釋性的工作分為兩步：第一步的解釋是基于具體的描述所提供的證據，對先前的懷疑進行作答或者判斷，指出其中的內在機制與邏輯關系。第二步的解釋是上升到學理的高度，展示研究結論所處的語境，進而在學術史上定位此項研究的價值。

　　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要發展成為獨立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首先要有自身的問題意識，界定研究對象以及研究視野與語境，通過從不同的角度，充分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現實與過去，最終對研究對象的內涵實現深層次的闡釋。結合上述三點，反思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在中國學界的發展進程，我們能夠探得一些蛛絲馬跡。實際上，盡管研究的深度有限，國內學者建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方法論的腳步卻從未停歇。以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文章為例。根據不完全統計，在2011年至2021的10年時間里，中國知網上以“非物質文化遺產”“方法論”為索引的主題文章計有26篇，其中發表于中文社會科學索引（CSSCI）期刊的文章有5篇。仔細閱讀，我們能夠發現，這些文獻的觀點可如下分類：有10篇關于研究具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應當運用怎樣的研究方法，其中涉及民間美術、傳統舞蹈、民俗、民間文學等不同門類，這些文章大多強調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對象的個性，對應研究方法的采用應當存在一定之規，但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的研究旨趣缺乏明確的界定；有13篇是探討怎樣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開展保護工作，涉及傳承、教育、記錄、整理等，這些文章大多是立足于保護現場的第一手經驗，進行歸納整理，卻沒有從描述記錄中抽離出來，形成理論認識上的升華與總結。

　　當前研究現狀說明，解決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不僅需要明確這個領域的問題意識的邊界，還要在從描述工作到闡釋工作的轉變上下功夫。具體來說，其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應當著眼于經驗性與理論性的高度結合，使兩者在一項研究中相得益彰。非物質文化遺產涵蓋了眾多的門類，因而有著豐富的經驗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形式上作為這些文化質料的載體，其不僅應當涵蓋不同門類的特性，還應當將不同門類的共性提煉出來，以構建中國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體系。其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應當強調微觀案例與宏觀視角的勾連，見微知著以獲得助益未來的啟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活著的、傳承著的民族資源，它們與過去、現在乃至未來形成有趣的時空關聯。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不應該僅就事論事，而應該站在社會發展的高遠位置審視具體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其中的價值。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方法論建構：經驗性與理論性的結合 

　　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方法論建構首先要解決的是問題意識的厘清與區分。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提法自誕生之初便有著具體的分類與限定。根據《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包含：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非物質文化遺產更被進一步地結合中國國情進行細分：傳統口頭文學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言；傳統美術、書法、音樂、舞蹈、戲劇、曲藝和雜技；傳統技藝、醫藥和歷法；傳統禮儀、節慶等民俗；傳統體育和游藝；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這種區分之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對象也涉及了多種多樣的門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幾大門類也被諸多學科所長期研究、發掘，民俗學、文化人類學、藝術學和藝術人類學都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提供了獨特而開放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論。

　　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與上述學科發生交叉，導致我們在開展研究時必須有面對不同門類研究的工作經驗，這也在研究范式上產生了挑戰。在獲取素材上，傳統音樂、傳統舞蹈等類與傳統醫藥、歷法等類的研究有所區別，前者更加仰仗田野調查——在目標社區進行第一手的參與觀察，記錄項目的表演藝術特征，或者通過對在場人員展開訪談，收集材料撰寫民族志，厘清研究對象發展的系譜；后者則更加依靠二手史料的考察——由于在中國歷史上已經積累了大量可供分析的文獻，研究者大多對此進行發掘，通過文本對比與版本校對，對項目的內容去偽存真。在學術史上，像傳統美術、傳統音樂、傳統戲曲等門類，中國自古就有相應的文人傳統，民國年間更有不少學者結合現代社會視角展開研究，各個門類發展到現在已經具有深厚的學術底蘊，且彼此之間各具特色，也有著不同的關注點，這也是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亟待直面的挑戰。

　　盡管不同門類在研究方法上有諸多差異，但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價值也從中凸現出來。這一領域朝向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便是要兼收并蓄各個門類研究者的經驗，使之凝聚起來形成具有兼容特質的學術體系。為了實現研究領域的經驗性與理論性的結合，我們首先要將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門類在問題意識指向上的共同之處提煉出來。正如前文所示，《公約》明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的五方面內容，但與此同時，《公約》也提出了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功能與后果：文化傳遞、文化空間、文化表達，這些概念指向的則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夠給社會和族群帶來的認同感和歷史感。近些年，大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點正逐漸從具體保護措施的探討上，拓展到如何重構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中國社會的意義。這便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問題意識塑造創造了外部條件。在國家的主導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從申報、評審到保護的整個過程中，依托法律與行政手段形成了日漸明確的原則與規范，便是如何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更好地彰顯中華文明的歷史與現在，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中國社會認同這些項目所具有的民族文化共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當作為一種公共文化載體更好地反應國人的精神與物質生活，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共識。

　　伴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在學術實踐上的深入，我們可以發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問題意識的范圍與邊界在當前是不斷清晰的——通過研究不同門類的項目，如何揭示其中蘊藏的傳統文化內核，展現中國人的精神氣質以及中國的國際形象。這樣看來，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問題意識有其獨特的指向性與不可替代性，將這一研究領域與其他研究領域區隔開來，有助于引導不同門類的研究者將注意力放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體上。一系列具體的經驗研究并不能割裂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整體性，反而不斷塑造出這個研究領域的學術氣質。

　　四、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方法論建構：微觀案例與宏觀視角的勾連 

　　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方法論建構還要解決如何從描述性研究過渡到解釋性研究。在確定的問題意識觀照下，我們能夠發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中國歷史上的存續是一脈相承的，它們內涵的文化意義雋永且明確，但盡管如此，它們當前仍是以一個個實體的形式映入人們的視野。因而在研究層面，解決前文我們提到的方法論問題的關鍵還在于：如何在操作層面對微觀個案開展描述，進而上升到宏觀視角對其進行分析與解釋，即如何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有效地推動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的系統化，以及構建這兩者之間的聯系至關重要。

　　首先，在描述性研究上，不同門類的研究雖然已經致力于田野工作與歷史文獻的搜集與整理，并形成了各自的傳統，但放在整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領域中，卻缺少統攝性的方法。社會科學化的重要意義是促使學術研究過程規范化、體系化，尤其體現在描述性工作上。舉例而言，分類研究是描述性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面對不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理想類型”的構造方法值得信賴。理想類型并非現實存在的，而是高度抽象的表達。通過構造理想類型的方式，描述性工作可以反映研究對象的特征，增強研究的客觀性和邏輯性，進而過渡到解釋與分析的層面。值得注意的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領域，理想類型的提出應當立足于非物質文化遺產自身屬性，而非作為表象的項目?，F如今，學界對于作為舶來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剖析已經比較深入，但卻缺少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自身屬性的剖析，而這往往需要立足于中國社會的本土經驗。有學者近期指出，應當從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多個層次來入手，厘清“生活性”、“人民性”（人類性）、“活態性”、“口頭性”（身體性）與非物質性的內在關系，明確它們何以是非物質性的派生屬性，以及這些屬性彼此的關系。這無疑是建設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體系的有益嘗試。只有對這些屬性進行深入探討，我們才能在具體操作的層面依托這些屬性，對經驗材料進行有效的梳理與歸類，展現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中國社會的特殊價值。

　　其次，在解釋性研究上，當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是有所欠缺的。究其原因，則是在于研究者一方面難以從自身的學術思想史中抽離出來，另一方面是長期以來在搜集整理研究素材的過程中，形成了個人的偏好。針對這方面，社會科學有著成熟的方法：一是要確立解釋的原則，即堅持價值中立的原則，研究者要懸置任何的主觀判斷，依據描述性的工作，以科學的態度對研究對象進行分析。這并非要求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者完全失去價值判斷，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門類的研究者自然有各自的學術傾向，價值中立原則只是用以規范研究者在進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領域之時，摒棄之前先入為主的認識與見解，客觀地展開接下來的工作；二是要確立解釋的方式，便是要利用可以驗證的方式，探求研究對象的內在機制。追溯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自古便有“格物致知”的傳統。朱熹認為，“理”存于萬物，通過探究事物原理，人們能夠從中獲得智慧，如果用社會科學的語言講便是，透過物質文化理解精神文化?；谶@樣的學術傳統，我們運用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上體現為，通過不斷地文化內涵解釋與因果分析，揭示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意義與價值，這也是開展解釋性研究的目的所在。

　　再次，從描述性研究升華到解釋性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引導學者將所研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放置在更為宏大的社會語境和歷史背景中去審視與探討。這要強調運用社會科學的想象力，而不是就事論事地去開展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概念的誕生本身就是全世界文化生態變遷下的產物，其在《公約》中便被明確闡釋出來，“承認全球化和社會轉型進程在為各群體之間開展新的對話創造條件的同時，也與不容忍現象一樣，使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損壞、消失和破壞的嚴重威脅?！痹诖酥形覀兛梢哉J識到，“全球化”以及“社會轉型”在時間和空間上分別指明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應當被放置的宏大背景。立足中國本土的語境，一方面研究者需要面對的是全球化浪潮對于中國的作用與意義，不僅要在跨文化的視野中，考量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蘊含的文化融合與交流的價值，還要去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背后關涉民族和國家的文化安全、地緣政治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挑戰；另一方面研究者還需要貼近中國的轉型社會進程，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 中國社會的城鄉依附關系和同質化給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存續帶來的諸多問題。此外，從集體主義的時代到市場化與消費主義的崛起，國家、市場與社會三者間的互動造就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中國的面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更是自始至終鑲嵌在中國社會的轉型進程中，研究者開展具體項目的研究時，應當基于一種動態的觀點，從整體社會的變遷觀察具體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呈其所示的社會機制?！叭蚧迸c“社會轉型”共同造就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領域用以深度闡釋的研究范式，不可或缺。

　　結 語 

　　總而言之，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這一領域若要從稚嫩走向成熟，真正融入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首當其沖的是要經歷在現代社會科學語境下的試煉。社會科學化的過程不僅有助于研究者增強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本體的理論自信，更有助于人們解決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困境，通過將經驗性與理論性彼此勾連，認識到這一研究的問題意識的旨趣與邊界，以微觀案例與宏觀視角相結合，從描述性研究過渡到解釋性研究，以建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方法論。

　　除此之外，我們也已認識到，一個研究領域的方法論建構是一個不斷積淀、或許漫長的過程，但要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具有中國特色，上述過程斷不可照搬他者的經驗，既不能因襲西方學術舶來的道路，也不能照抄其他學科的發展史，而是要立足本土化的語境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定位去尋找答案。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可以大力提倡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領域與藝術學、民俗學、歷史學等諸多人文社會學科的彼此借鑒與交往互動，但不能忽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主體與問題意識的獨特性。強調同其他學科的界限與區別，進而形成獨立的理論旨趣與研究范式，這應當是學術共同體需要重視的問題，因為只有在此前提下，我們探討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方法論才有意義。